主席，黃定光議員今天這項原議案，再加上修正案及就各項修正案而進一步動議的修正案，一共有12個項目，我相信這應該是一項紀錄。

主席，大家當然都很關心福島的事件，我們看到事態仍在演變中，但我覺得整個福島核泄漏事件，令我感受最深的有3個啟示。第一個啟示是今天的計算， 是明天的錯誤。很多時候在設計一間核電廠時，一定要有相當的假設，即使專家是如何計算和作準備。剛才陳偉業議員發言時都說過，人只可以基於今天所知道的數 據作最慎密的計算，但人算往往都不如天算。事實上，我們在生的日子都看到很多所謂百年一遇、千年一遇，超出人類認知範圍的事件或災難，實在太多了。

主席，第二點令我感受最深的，便是無論計算是何等慎密，都不可以避免人為錯誤。事實上，最近有很多報道均表示，福島事件的起因是有關廠房其實早已 存在很多問題，再加上日本人在這事件上有很多隱瞞。可是，這些其實是一般皆會遇到的人為情況，不是只會在日本發生，而在中國、台灣、香港、法國、英國或其 他地方便不會發生。任何地方同樣都會有人性的弱點，而且隱瞞也是人們時常出現的弱點，因為實際上不是想欺騙人，而是連自己也不想面對一個這麼大的困難。因 此，日本當局便盡量希望事件只屬4級，而不是5級，抑或是只屬5級，而不是6級，或又表示機組堆芯只是可能受到損壞，但未必是這樣的。

事實上，我們要求很高的透明度，但是否真能監察得到呢？有人會告訴我們不需要怕核能，因為有國際原子能機構，全世界所有的專家都在監察着，到發生 問題的時候，全世界的專家都會提供協助。然而，我們看到福島的核泄漏事故一直發生，我們便知道即使全世界的專家都關注這事和希望提供協助，但並不代表事件 可以早早解決。

第三點令我感受最深的，便是當事故一旦發生的時候，無論它屬多少級，能夠做到的事情其實不多。從今天和昨天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福島事故所釋出的輻 射塵是可以圍繞世界一周，過了兩星期後便來到香港，現在香港也探測得到了。雖說其輻射量輕微，不會影響人類的健康，但事件其實仍然在演變中，而且現在還發 現其他元素，即除了碘131和銫137外，還發現遺害萬年的鈈(plutonium)。當中的禍害實在難以想像，泥土會影響水和海洋，對人類和地球的禍害 事實上是非常深遠而長久的，我們是否真的要冒這個險呢？

今天的原議案和很多的修正案，當中其實有很多共識，例如要安全檢討、要提高透明度，或是要有多些準備，例如一些應變計劃或避難所等，這些都是共 識。然而，當中最大的分歧便在於那些修訂再修訂的地方，即是否應該全面停止發展核能，例如香港是否要將使用核能的比率提升至50%，或是否應該逐步關閉現 有的核電廠，又或是會否對我們的特區政府沒有進行有關演習而表示遺憾，所說的其實就是這數方面。

主席，就這些修訂再修訂的地方，除了一些專家外，有些支持核電的人士都會表示事實上我們並無選擇，因為當經濟發達的時候便沒有其他選擇，一定要發展核能，而專家亦告訴我們這一定是安全的。是否真的沒有選擇呢？

主席，我最近看到台灣民進黨的蔡英文表示要推行“2025非核家園計劃”，她說只要將備用電率調低一點，然後便得出一個差額，接着便要考慮現時人 們應如何在節能和火力發電方面做得更清潔和更有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無論她的說法是對是錯或是否可以實行，我最少看到的確有些地區的領導層或一些有影 響力的人士，會思考究竟我們是否真的沒有選擇，以及大家可否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今次提出這項修正案，除了提到教育方面或一些應變計劃外，我最希望的其實是香港人，特別是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可以停一停、想一想，是否真的沒有選擇。

讓我們看看中國的情況，中國其實並非很早便已打算大量發展核能。國家在2007年批准了首個中長期核電發展規劃，希望全國的核電容量在2020年 時可以提升到4000萬千瓦，這只不過是全國電力供應的2%至4%左右。雖然他們表示會興建多間核電廠，但中國並不是非靠核電不可。讓我們認真想一想，我 們所需要的百分比是否可以靠再生能源或其他方法來填補，而不需要火中取栗，採用一個這麼危險的方法。我覺得這真的需要思考一下。

我們又看看現時已經興建或準備興建的機組。剛才陳偉業議員已說出了一些數字，其實不同的報道會有不同的數字，但無論是二十多台、三十多台也好，視 乎所計算的是甚麼地方，以及多少台機組或多少間核電廠，總之情況便是在沿海南面，特別是所有計劃中、籌備中或正在興建的核電廠……從我手邊這幅圖 中，一個最簡單的觀察方法便是圖中所有紅色的省市均正在計劃興建核電廠，而大部分都會集中在廣東省，預計廣東省的能源中會有15%來自核能。我剛才說國家 打算在2020年發展到4000萬千瓦，但基於發展勢頭良好，最新的調整便是將發展目標提升至7800萬千瓦。

其實問題出在哪裏呢？問題便是核電牽涉龐大利益。我們看到發展一間核電廠涉及數百億元，甚至過千億元的投資，而大亞灣核電廠每年上繳的稅款約為2 億元人民幣，歷年上繳的稅收則多達40億元人民幣。從很多報道中所見，中廣核正在購買一些核能原料，亦打算借殼上市和大量投資其他核電項目，例如跟法國合 資投得不同的核電廠。

大家知道商機是很重要的，而它們的影響力亦很厲害，這亦是我們所擔心的問題。還有的是人才問題，是否可以在短時間內培養出這麼多核能人才，這亦是我們所關注的地方。…

主席，首先我代表公民黨向日本所有朋友，包括所有痛失家園和親人的人，表示深切慰問，並對福島核電站50位無名勇士致敬。

我們昨天在立法會提出3項急切質詢，而政府作出的回應，在很多方面都令我們感到有點擔心。看到事態不斷發展，我希望政府能重新考慮其立場，特別是 在數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檢查從日本回來的旅客和行李是否含輻射。最新的情況是，我們知道台灣已檢驗出有旅客帶有超出安全水平的輻射量，我希望香港機場方 面，無論在客運或貨運方面，均進行強制檢驗。

此外，就是旅遊警示。昨天我也不大明白李少光局長的答覆，因為當同事問他為甚麼不就日本全國發出黑色旅遊警示，而只是針對數個縣時，他答覆時表 示，如果就日本全國發出黑色警示的話，便要撤回所有香港人，連同留守在當地協助香港人的工作人員也要撤回來。我覺得這並非一定要跟黑色旅遊警示掛鈎，因為 發出旅遊警示是讓全體香港人知道不應前往有關的地方，例如東京。我們昨天從電視畫面看到，銀座的街道上根本沒有人，在這情況下，政府為甚麼仍然堅持不發出 黑色旅遊警示呢，我很難明白。

另一方面，是發放信息。昨天吳靄儀議員在口頭質詢環節也提到會否設立熱線電話。我們知道政府現時每天會統一地發放消息，但除此以外，市民有很多東 西也想知道，尤其現在有很多“流料”迅速傳播，很多人可能感到擔心，有需要得到澄清。希望政府能考慮設立熱線電話和網站，告訴市民可以做些甚麼、有甚麼不 可以做等。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事態正在不斷發展。

主席，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世界上所有人也在密切注意福島核電站的發展。昨天，李少光局長指事故的情況是第4級，其實我們議員們也質疑。從 相關資料可以看到 – 雖然是經過很多手，即是透過電視、報章等 – 事故的情況不像是第4級，因為第4級只牽涉站內，不牽涉站外，但看到那些爆炸情況，其實已知道一定牽涉站外範圍了。現在亦有專家站出來說情況隨時會較當年 的Chernobyl事件嚴重，因為所牽涉的輻射和核能源的幅度更大。

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無論是甚麼樣的設計，事前如何作出準備，也可以發生一些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事件，也許是大家無法預計的，但意外仍然是會發 生。大家可以看到，歐盟很多國家在事後已開始研究可否不使用核電。例如，德國本來打算重開那些舊核電設施繼續使用，現在也要暫緩；而瑞士亦要推遲其核電廠 計劃；還有奧地利亦請歐盟協助其進行安檢。此外，暫緩發展核能的國家亦包括意大利、波蘭、泰國、南韓、巴西等。我感到很高興的，是在今早的新聞報道看 到，我們的“溫總”也說要進行安檢。

政府在早前提供給我們的諮詢文件，指我們的核能所佔的比例可能由百分之二十多增至50%，這其實令香港人感到很擔憂。特別是看到這次福島事件，便 知道無論如何準備，如果一旦發生事故時，真的是會失控的，根本沒有甚麼可以做，而且禍害並非只是一年、兩年。因為我相信這次事故的禍害不單是在健康方面， 對經濟亦會造成很大、很大的打擊，也會牽連香港。所以，我希望政府對於發展核能可以三思。

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慢食文化其實是“慢活”，即慢慢生活的一種文化。這慢食運動，正如梁劉柔芬議員剛才所說，是由意大利人首先提出，目的其實是希望支持一些單一 或獨特生態區裏的飲食文化，推廣該區的一些傳統美食、小型農場，同時減低運輸時的碳排放，以及減少一些基因及大量使用農藥的食物，推廣小型家庭式農場，成 立一些種子銀行，幫助及保護本地食物，例如一些獨特的蔬果，以及鼓勵人們做有良心的消費者。

其實，公民黨舉行過數次這類活動，我們成立了一個良食關注組 – 這個“良”是優良的“良”，而不是一般糧食的“糧”。我們舉辦及協辦過一些本地豬宴，用意推廣本地食材。不久，便是我們的5周年紀念，我們會繼續推廣本地 食品的品嘗活動。所以，我們支持梁劉柔芬議員原議案的精神，但為甚麼我會提出修正案呢？

葉偉明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提出標準工時及要求有薪午飯時間，好像與原議案沒有甚麼關係。其實這絕對有關係，亦並非如葉偉明議員所說般，是風馬牛 不相及的。我跟葉偉明議員一樣，在原議案中加入類似修訂，因為如果我們要推動慢食文化，其實需要有一些先決條件，便是我們的實際環境可以孕育這種文化，即 是必須在經濟、勞工及教育方面作出配合。所以，我的修正案和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同出一轍，是跟原議案有關係的。

我們看看標準工時方面，其實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有訂立標準工時，甚至柬埔寨、寮國、泰國、越南及菲律賓也有訂立，它們的標準工時是48小時；中國 和印尼是40小時；歐洲不少國家每周的工作時數都是40小時，部分一些比較極端的地方，例如法國和德國，它們每周工時是35小時。

反觀香港，在2008年的時候，統計處《第五十號專題報告書》的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有90萬僱員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佔我們整體勞動人口 35%；超過15萬人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每周工作超過50小時的，有90萬人，佔整體就業人口33%，即約三分之一。這些超時加班的僱員，大部分是非 技術和前線職工。

在2010年，政府第一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資料顯示，“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和“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他們的平均 工時是每周50小時；“非技術工人”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則每周工時為54小時。工作超過55小時的人數有815000人，即每天工作9小時， 但不包括午飯時間。此外，統計顯示，有9.4%，即303000人每周工時是60至64小時；2.9%僱員，即93000人每周工作是60至69小 時；2.7%僱員，即大概86000人每周工作70至74小時，即每天工作超過14小時。我相信我本人和議會內很多同事及局長，都是感同身受的。

很多項調查都顯示，香港僱員每周工時的中位數，其實是48小時。立法會在2010年6月25日通過議案，要求訂立標準工時，會內不少同事提出，每周的標準工時應該訂為44小時。政府應該在此問題上盡快做工夫，這樣我們才有條件談論如何“慢食”。

梁劉柔芬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不一定要加長膳食時間，少吃一點也可以。但是，主席，問題不是食多或食少，事實上，如果要真正瞭解慢食文化或慢活生活，你的整體心情、生活節奏，以及整個生活環境都要有很大的改變。

反觀香港目前的情況，我們不單工時長、午飯時間短，而且很多人每天都要辛苦工作很長時間，才賺取到微薄工資，勉強可以養活家人，有些甚至不夠。即 使是中產人士，我看到年青一代，包括自己的子女都是這樣，你想跟他傾談，他會告訴你，他很忙；send一個text給他，他都說沒有空回覆，因為他的老闆 仍在那裏。

以他們這種心情，你卻告訴他們要慢慢停下來，細嚼食物，無論食多或食少，然後要反思食物從何而來、有沒有基因、有沒有農藥、自己是否一個良心消費 者、是否使周邊生態區的農作業可以持續發展等問題；你如何要求一般“打工仔女”，即使是專業人士 – 甚至我剛才說，我家裏的青少年 – 這樣去做呢？當他們的工作環境是這樣的時候，你如何要求他們反思呢？他們連跟母親多說一句話都覺得不夠時間。

所以，主席，這便是我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的原因。我也在這裏作出呼籲，香港有很多有條件的人，有很多生活比較富裕的人，他們有資格、有條件推廣慢 食文化。但是，我們希望這個社會能夠使各階層人士，都有機會欣賞到慢食文化背後的精神，這便是我今天提出在數方面的一些客觀條件的原因。我希望支持慢食文 化的同事明白，亦希望政府，不單今天坐在這裏的周一嶽局長，因為這不只是食物方面的問題，就勞工方面的關注，也包括張建宗局長，以及在環境方面的關注，亦 包括邱騰華局長。

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看政府不是個別部門單獨來看，而是以整個政府來作整體看待的。所以，即使現在只是周一嶽局長坐在這裏，希望他聆聽議員的發 言後，思考一下如何令整個社會的工作環境，以及“打工仔”的生活可以放慢，最少容讓一些客觀條件，令他們可以明白或理解到慢食文化背後的精神。

我亦呼籲梁劉柔芬議員，盡量支持公民黨不久舉行的5周年紀念活動 – 由我們良食關注組舉辦的品嘗本土食材的晚宴，其精神同出一轍，便是希望發揚本地耕種，支持本土農業和農民。

主席，我在這裏代表公民黨發言支持原議案本身的精神，但希望議會亦能夠通過我和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包括要具備客觀條件才說如何推廣慢食文化這一點。…

主席，無論是我們剛才進行的那項休會辯論，抑或現在進行的這項休會辯論，同樣凸顯了生命的脆弱，很多時候，我們在未能預知的範圍內會遇到一些意外。

當香港人在菲律賓被挾持作人質時，很多香港人正在吃晚飯或在家中收看電視，看到了整個過程，感到非常關心，並且支持特區政府當時所採取的行動，也 很希望能夠尋找真相，以還死者和傷者一個公道。在就菲律賓人質事件展開死因聆訊的同時，香港和國際間均發生了另外一些重大新聞，很多人可能因此未能真正或 全心全意地關注這項死因聆訊。

讓我們回顧一下。在最初打算舉行聆訊時，死因裁判法庭法官合共發出了116張證人傳票，傳召菲律賓方面的證人作供。去年12月28日，菲律賓司法 部部長德利馬說會派出20名證人，認為已經足夠，並說會在香港及菲律賓的司法互助條例框架下給予協助。在12月30日，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卻說無需派那 麼多人。今年1月16日，馬尼拉市長林雯洛表示他不會來港，並說這會侵犯菲律賓的國家主權。然而，當發生這些事時，有別於在人質事件發生時那樣，我們並沒 有聽到特區政府宣布會採取甚麼行動。大家也記得，在挾持人質事件尚未解決時，我們的特首曾致電總統阿基諾三世，希望跟他通電話，但卻遭拒絕，因為阿基諾三 世說這不合乎外交程序。當我們事後在立法會討論時，我也曾經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應與中央、外交部商量，看看應採取甚麼程序，以及可否就遇到緊急事故時採用 的程序作出檢討。

由去年12月發生人質事件，至現在於3月進行聆訊，其間已過了一段時間，特區政府應該看到菲律賓隨時會不履行原本的承諾，不全盤提供協助，亦不履 行香港法例第525章所規定，我們與菲律賓之間的相互法律協助安排。既然如此，特區政府可以做甚麼呢？事實上，在去年12月至今年3月這段期間，我們並沒 有看到特區政府採取了任何動作或進行了任何程序。

所以，我多謝涂謹申議員多次要求進行這項緊急的休會辯論。我亦希望李少光局長稍後能向我們解釋，究竟他有否透過中央或外交部的一些部門、渠道，要 求菲律賓政府派證人前來。我們看到菲律賓方面有一些警務人員說會到來作供，但又說由於沒有一些甚麼白紙黑字，所以臨時又說不能來。死因裁判法庭法官說會等 待至明天，所以，我們只剩下數小時。我知道李少光局長他很忙，因為要應付其他很多事情，但他可否在這段時間……很可惜，我們之前沒有機會進行這項 辯論，但最少在這段時間，局長可否盡量透過這個渠道向我們解釋，究竟當局會做甚麼，確保菲律賓政府及其官員信守他們的承諾，也還我們的死者和傷者一個公 道。

多謝主席。…

主席，我們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早前出席一個青年論壇時指出，“80後”剛愎自用便會車毀人亡，但我希望唐司長有機會也聆聽我們的議會今天就這項議案和修正 案的發言。我相信多少也會讓唐司長得到一些啟發，便是青年人現時有這麼多的不滿情緒，其實與自資專上院校的政策不無關係。

我剛才很留心聆聽孫局長的發言，但我真的感到失望。局長剛才聽了李慧琼議員、張文光議員、王國興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發言，而我們其實並不是首次討 論這問題，已討論過很多遍，提供了很多意見給政府。但是，大家聽到孫局長的發言，他只是照本宣科，照稿讀出，然後表示會繼續留心聆聽大家的意見。其實孫局 長已聽過很多次，不過，我並無聽到局長就議員重複提出的意見有任何回應。

自2000年起，前特首董建華訂下目標，在10年內讓六成學生完成副學士課程，很多人形容這是學界的“八萬五”。由最初開始的2600人至現時的 二萬四千多人，增幅達八倍、十倍之多；但問題是，這些課程全都是採用市場模式營辦的。我相信，香港有很多人都知道，而孫局長身為教育局局長亦應該知道，教 育工作若純粹按市場原則運作，其實是絕對不可行的。

很多同事在發言時均提到學費，3萬至5萬元絕對是非常昂貴的。大家計算一下，一名學生完成副學士課程後，其實已欠近十多萬元的貸款，如果他繼續升 學，修讀自資學位課程，兩年後又再增加十多萬元的債務。於是，當他畢業時，本金已欠下20萬元，此外，還有利息，再加上 – 很多同事在發言時也提到 – 1.5%的風險利率，而且利息更是由貸款時起計的。以貸款22萬元計算，畢業後分10年攤還，每季需要還款約6,500元，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傳媒最近以香港和新加坡兩地作比較，分析這方面的數據。結果顯示本港青年升讀大學的比例低，但副學士的就業率卻只有三成，而新加坡的副學士就業率 則達七成。潘佩璆議員剛才發言時亦提到，香港青少年的失業率確實令人非常擔心。該項報道亦指出，香港與新加坡的人口和社會資源相若，但其“80後”的不滿 情緒明顯較香港為少。

曾經替中央政策組研究“80後”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新加坡對人口問題的準備較香港好，當地政府透過多元化的升學途徑及 資助置業，有效紓緩了“80後”的不安。以本港“80後”最關心的升學為例，他指出本港過去10年把學生升讀大學的比例維持在18.5%，而最近則增加了 500個學位至15000個，但新加坡卻達到25%，較香港高出6.5個百分點。此外，新加坡更計劃在2020年把適齡學生升讀大學的比例增至35%，亦 會創立科技及設計大學和科技學院。

報道同時亦比較兩地政府在大學教育方面的支出，新加坡由2004年的47.3億港元升至今年的194.59億港元，但看回本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的撥款，8年來只維持約110億元至120億元，所以，新加坡投入大學教育的開支實在較香港更多。我剛才也提過，當地畢業生的就業率高達68.5%，但香 港只有三成多，而且畢業生每月的平均薪金在2000年是13,000元，在2008年卻下降至12,500元。換言之，學位升值，但薪酬卻貶值。

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很簡單地向我們指出，私立大學收取4萬至5萬元學費，但其實有部分要用來償還興建校舍的政府貸款，餘下只有3萬元成本可以投 放到學生身上。這與政府資助學士的18萬元比較，真是“蚊髀同牛髀”，亦解釋了為何副學士雖然繳交昂貴的學費，但與資助學位卻相差很遠。他們畢業後直至 30歲仍在還款，這問題亦是很多同事在發言時提出過。我希望政府可以在很多方面幫助他們，剛才陳淑莊議員和王國興議員的發言也有提到。我希望孫局長稍後可 以解釋和回應……多謝主席。…

主席，本人現以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審議《建築物能源效益(費用)規例》及《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規例》(“《評 核人規例》”)的工作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委員會共舉行了4次會議與政府當局商討，並聽取了專業團體及其他相關團體的意見。

有關規例是為訂明根據《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及註冊為能源效益評核人(“評核人”)所須繳付的費用，以及相關的註冊事宜。小組委員會除了考慮各項收費的水平，亦詳細討論了《評核人規例》所訂定的事宜，包括註冊為評核人的資格準則及紀律處分程序。

關於“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的資格準則，委員察悉《評核人規例》訂明，電機、機械、屋宇裝置或環境界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或香港工程師學會(“工程 師學會”)法定會員，或具有獲工程師學會承認的等同資格，在取得專業資格後具備相關工作經驗及知識的人士，可向機電工程署署長申請註冊為評核人。此外，機 電工程署署長亦可為一些沒有指明的資格但具備充分及專業的實務經驗的人士，批准其符合資格註冊。類似的安排亦可見於其他的註冊機制。

就評核人的資格方面，政府方面接納小組委員會的意見，並提出修訂，讓機電工程署署長可接受來自專業工程師以外的其他專業並已修畢相關認可課程的人士，申請註冊為評核人。

此外，委員亦有就評核人紀錄冊內應載述的資料、紀律委員會的組成、聆訊的訟費文件、對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文件提供保護事宜，以及條文的草擬方式提出不少意見。政府當局亦已接納委員的意見，並在今天對《評核人規例》提出多項修訂，這也是小組委員會支持的。

主席，以下是我個人，也是代表公民黨的意見。這裏其實涉及兩項規例。就費用方面，委員其實沒有甚麼大的意見，亦察悉這與一般其他類似的專業人士的收費是相若的。但是，對於《評核人規例》，委員卻提出了很多其他意見，同時也吸納了專業團體及個別人士提供的一些意見。

特別在資格方面，這項規例所說的第一類，是政府人員會為政府的一些建築物進行能源效益的評定，這是無爭議的。此外，在私人方面，政府原先的設計 – 在第5條方面 – 是有數類人的，其中一類是註冊專業工程師。我剛才在發言時指出，該類人士是在電機、機械、環境或屋宇裝備的界別之下的。此外，該類人士要有兩年的實務經 驗，還要具備相關的知識，並須為合適的人士。除專業工程師外，另一類人士須是工程師學會的法定會員，而在很嚴格的規格下，才可以成為所謂的 “corporate member”。這類人士還需要3年的經驗，並須具有相關知識，以及是合適的人士，才會符合資格。

這兩類人士是有客觀資格標準的，大家也知道是甚麼了。但是，除此之外，這項規例亦訂明署長也會有酌情權給予一些人士，而這些人士的知識、資格、教 育、經驗及訓練，均須可堪比擬我之前所說的兩類人士，即所謂“comparable”。我們在討論時便向政府當局查問了多次，何謂可堪比擬呢？政府當局唯 一的解釋似乎是這些人蜚聲國際。政府當局表示，例如他們要為西九文化區作設計，或進行一些大型的設計，如果他們聘請外來的專業人士，沒理由要該人重新考 試，又要具備相關資格，又或一定要該人加入工程師學會並成為法定會員才行。因此，只要蜚聲國際便可以了。

然而，有很多同事提出了意見，而這也是團體的意見。如果看外國的能源審核或能源效益，這其實應該是一個頗普遍的現象。很多人在修讀一個課程後，也 應該可以從事這類工作，特別有很多可能例如是測量師或建築師，未必是註冊工程師，但在修讀課程後，具備了相關知識，便應該可以擔任這方面的能源審核工作。 可以想像，如果將來越來越多樓宇或人士或法團關注能源效益，便可能需要更多評核。如果政府當局只是收緊資格，要求有關人士一定是註冊工程師或是一些蜚聲國 際的人物，範圍便可能會太窄，以及也會導致不清晰。

因此，委員要求當局可否在未來制訂一些認可課程，讓這些有志任職評核人的人士可以修讀，以及亦可以把資格範圍擴大一點，而不只限於註冊工程師。這 其實也解釋了為何這項規例並非篇幅很長，但我們卻也要舉行4次會議，因為把資格範圍擴大是要爭取的。我們感到很高興，因為政府最終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所 以，政府稍後會提出一些修正案，考慮包括一個可能是認可的課程，也包括讓工程師以外的人士可以申請。

此外，還有一點是同事很關注的，而前來參與會議的團體也有就此提出意見，就是越來越多專業團體的紀律委員會，其實應該包括一些所謂 “layperson”的成員，即是專業以外的人士。這點也是政府接納了的意見，所以包納在政府的修正案內。有關修訂是在紀律委員團中增加成員，除了每個 不同的工程師界別有不超過10名的界別工程師之外，亦增加了1項(即(f)項)類別，即不超過10名局長認為並非來自工程師專業的成員。

因此，主席，總括來說，這是較大的改進之處。其他很多技術性的改進、法律專業保密方面的一些條文，也明顯地加入了。此外，一些關乎訟費或紀錄冊內應有資料的條文，也吸納了我們的意見，這些已包括在修正案內。

總體而言，主席，我們很高興《評核人規例》可以順利審議完畢，也希望這能盡快讓更多人成為評核人，讓我們樓宇可以做到能源效益的評核。謝謝主席。…

主席，因為湯家驊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我，所以我覺得是應該作出少許回應的。首先，他提到我的另一半是醫生。主席，我的丈夫的確在公營醫療服務了十多年，那 時候是仍然未成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如果把現時的情況與當年的情況相比，我相信當年的情況其實是更差，因為當年是使用“帆布床”的年代，那時候 的醫院非常擠迫，醫生的工作時間較現時更長。他在實習時 – 也是我與他“拍拖”的時候 – 是3日1“call”的，並沒時間睡覺，不像現時般可以要求在“call”期間有少許休息時間，那時候是沒有的，而且甚麼奇難雜症很多時候也要他負責診 治。

然而，我覺得我們不可以說因為那個年代的工作時間是這樣，所以今時今日便應該要求我們的前線醫生同樣工作這麼長的時間，或醫院的狀況要好像以往的“帆布床”年代一樣。因為時代進步了，人的訴求自然會非常不同。

我首先必須確認，我們的公營醫療服務確有其值得驕傲的地方。我相信周一嶽局長在稍後發言時，一定會極力讚美我們的公營醫療服務。又例如特首，他在 出席醫管局成立20周年紀念的活動時，便最喜歡提及我們的人均長壽。他說香港人的平均壽命不斷增長，男性的平均壽命是79.9歲，在世界排名第四，而女性 的平均壽命更厲害，是85.9歲，在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日本。

但是，隨着時間及時代變遷，人的看法、訴求及需要在很多時候也有所不同。再者，醫管局亦產生了很大的問題，這也是很多同事今天都有提到的。除了行 政方面有“肥上瘦下”的現象、有很多黑箱作業的情況外，聯網間的資源分配亦不均衡，因為很多時候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我相信這個問題在議會裏已提出了多 次，周一嶽局長也是很清楚的。

很多同事均提到一個問題，我也想特別在此說一說。一些貧窮的地區，例如北區或九龍東區，與例如港島西一些較富有的地區相比，資源是特別差一些的。不知為何，醫療服務也反映我們整體社會的狀況，便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連這方面也是這麼不公道的。

關於醫管局的高層方面，如果看回增長率，以2005-2006年度至2009-2010年度這段時間為例，醫管局的收入增加了21%，同期的醫生 人手增加了7.7%，醫護人員增加了3.2%，直接護理病人的專業醫療人員的人手增加了9.4%。但是，醫管局行政人員的數目卻增加了47.5%。這也是 為何很多時候會引起很多不滿或士氣低落的情緒，員工均覺得上層的行政管理人員既不理解，也不體恤前線醫護人員的問題。

我從報章得知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覺得他要親身到醫院視察、體驗一下。可是，他說因為他很久沒有擔任這些前線工作，所以他不適宜擔任治療工作或提 供醫療服務，而只是逗留兩小時或數小時以表示其同情，並不是真的參與或親身體驗前線工作。當然，前往了也較沒有前往的好。但是，這始終都是不足夠的。特別 是看到前線醫生向他提出了很多訴求，而梁醫生的反應是他會成立一個特別小組，以收集、分析各醫院醫生的工作量及工時。不要說是梁醫生了，我任職立法會議員 以來，也在議會內聽到這個問題很多次了，為何他在今時今日仍說要成立一個特別小組來進行分析呢？一個這麼龐大的機構，有這麼多行政人員，為何一項這麼基本 的工作到今時今日都做得不好呢？

主席，我相信湯家驊議員剛才很激昂地發言時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便是當局不是不知道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也不是議會沒有共識，但我們作為議員，一直以來都好像只是不斷地重複問題，到了投票的關鍵時刻，卻未能發揮我們的效用。

我剛剛在電視看到陳家強局長說我們這些民主派的議員沒有做到我們應該做的“東西”，而這是不負責任的。議員應該做的“東西”，或是我們的責任是甚 麼呢？就是要確保我們真的能發揮我們的作用。我們說出一些誰也知道的事情，指出一些誰也知道的問題後，到了真的要發揮效用時，便真的要在關鍵時刻投棄權票 或否決票，才可以令政府痛定思痛，然後作出改變。雖然湯家驊議員發言時用了一些激動的字眼，而我是未必會使用一些如此激動的字眼，但他說的話絕對是代表了 公民黨的看法。

 …

代理主席，我很高興代表公民黨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及其他的修正案。其實在2007年，公民黨的梁家傑議員在參加特首選舉的時候，也很清楚地表明我們公民黨是支持15年免費教育的。

張文光議員在今天的原議案中提到，澳門於去年宣布落實15年免費教育。我想特別指出，澳門於去年落實的15年免費教育，並不代表當地在去年才實行 免費幼兒教育，而是在2006年時，澳門便討論究竟12年免費教育是應該在基礎教育，還是高中教育實行。經過一番研究調查後，當地發現幼兒教育是更重要 的，因此在2006年便已把幼兒教育，納入12年的免費教育之內。所以，澳門去年宣布落實的15年免費教育，其實是指在高中方面落實免費教育。在這方面， 澳門的幼兒教育獲承認為基礎教育，是政府應提供的免費教育，這樣看來澳門是比我們走前了5年的時間。

至於澳門的小班教學方面，澳門也落實了小學6年的小班教學，這亦比我們香港走快了3年的時間，當地也會在2012年落實預科班的小班教學。所以，澳門的面積雖然比香港小很多，但可以看到，澳門在教育投資方面最低限度是比我們進步的。

代理主席，張文光議員剛才發言時也提到，上星期有3000位幼師遊行，要求把幼兒教育納入免費教育之內。我昨晚在我們民辦的網上電台 “OURTV”舉行了一小時的節目，邀請了一些幼兒教育界的朋友來談論這題目，其中一位便委託我今天問問局長，為何上星期遊行的三千多人還未返抵家門，政 府便已斷然宣布不行。為何政府是這樣的呢？是否真的是急着下班呢？這是一些幼兒教育專家及業界特別委託我問局長的。我向他們指出：“是的，現在的政府經常 是這樣的。我們前陣子在立法會討論是否應該在大嶼山興建一所中學，政府也是說沒需要的。”縱然一些是業界、市民、立法會和大家都覺得有共識的東西，政府總 是“企硬”，說不能辦到。很多時候，我真的不明白張文光議員所說的“東風”，究竟在哪裏呢？是否真的坐擁着我們的錢財 – 其實這是我們的錢，代理主席，公帑是我們的錢 – 坐擁着我們錢財的政府是否扣住了我們的“東風”？是要急着要下班？還是甚麼原因呢？

代理主席，說回張文光議員的原議案，我想特別提出數項內容來談談。一是幼師的薪酬，另一項是全日制的資助。我覺得這方面的事宜是幼兒教育業界的專 家最為反對的。政府一方面推行學券計劃，要求幼師及校長提升資歷，但另一方面，因為取消了他們的薪酬制度，令他們欠缺保障，強行使幼兒教育在一個完全百分 之一百的市場動向中競爭，致使很多時候出現幼師資歷提升了，但工資卻減少了。由於學券限制了面值，很多幼兒園的服務因此而削減，也使幼師的薪酬缺乏保障。

此外，在全日制幼稚園的資助方面，在香港的確有很多父母是雙職的，他們也未必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家庭傭工照顧兒女，因此便要依靠全日制幼稚園照 顧幼兒。全日制的幼稚園若與半日制的幼稚園比較，其實是相差很遠的，因為全日制的幼稚園從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開放10個小時，星期六開放5個小時，每星 期共開放55個小時。至於半日制的幼稚園，則是從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開放5小時，是無法與前者比較的。但是，它們所涉及的學券卻是同一樣的面值。這令全 日制幼稚園的老師流失量非常嚴重。剛才張文光議員發言時指出是五成，我昨晚詢問出席我那個節目的專家，他們則指是四成。不論是四成還是五成，流失率也是很 驚人的。縱然說是整體的流失，加上半日制的，也有三成的流失率。這也是立法會秘書處給我們的資料文件所顯示的數字。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現在推行的政 策，一方面是有進步的，因為提升了師資，但另一方面卻使幼兒教育面臨一個很大的困局。

即使我們與業界一起爭取一些很簡單的東西，例如考慮先計算學券面值，然後再作減免，不要使很多人因加而得減，這些政府承諾了會處理的事情，但也未 宣布何時落實。這也是老師在昨天節目中託我問局長的。他們想知道是否會在今個年度9月前，當局最低限度也可以落實處理那些曾答應處理的事情？

代理主席，我除了支持張文光議員的原議案外，也談談我所提修正案中的數項重點，特別是關於減少幼師的行政工作。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很多老師 均會有空堂以作備課，但幼稚園的老師是沒有的。此外，他們也需要處理很多文書工作，例如聯絡家長等。當然這是他們的份內事，但他們根本沒有空堂，在上課的 時間要照顧學生，而很多事卻須於下課後額外處理。這使他們身心疲乏，而這是老師流失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也特別地提出要減少幼師的行政工作。

此外，有關提供租金津貼方面，我們可談談關於合理增加對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的資助。在學券制計劃下，那些屬於區域學額沒有過剩的非牟利幼稚園， 才可獲得租金津貼。因此，很多獨立的幼稚園在轉營為非牟利幼稚園時，因為沒有這項租金津貼，經營成本已接近學費的上限。為平衡收支，學校便要遏抑其成本， 包括遏抑校長及幼師的薪酬。這也是造成幼師的薪酬好像“海鮮價”般的原因，同時也導致他們流失。這是我在修正案中特別加進去的一點。

我在修正案中還提及制訂學前教育的課程。當然，我明白很多家長均希望有多元化的課程，不是只由政府制訂所有的課程，由政府全部掌握。但是，現在出 現的問題是，當學券完全是市場主導時，我們會看到網上有很多討論，有很多家長會問：“哪所學券制學校、幼稚園的課程內容最‘深’？”每位家長都希望有一條 龍的服務，讓幼兒進入幼稚園後，保證一定能進入某所小學，接着又進入某所中學，甚至已打算進入某所大學。純粹由市場主導時，會存在一定的困難。政府也
有其責任 – 如果政府真的相信愉快學習的話 – 它便須確保幼兒教育課程也有一定的基本元素，這是非常重要的。…

代理主席，量度一個社會的文明，要觀察其如何對待社會上的弱勢社羣，所以公民黨非常關心香港殘疾人士的一切問題。我剛才跟吳靄儀議員談了一會，環顧會議廳 時發現只有十多位議員，而我們公民黨的5位議員全部在席，我不知道這是否代表我們真的是很關心今天討論的議題。我特別感謝福利事務委員會今天提出就這份報 告進行辯論，讓我們可以在大會上討論。我不是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很高興今天能有機會討論這個議題。同時，我也非常感謝平機會及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先生， 他今早一直都坐在公眾席，我看到他很細心地寫下筆記，記下所有議員提出的意見。

平機會花了很多時間，調查了60個由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房屋協會、領匯及政府部門管理的公眾地方，並制訂這份報告，指出很多錯漏之處或未 達標的地方。當然，政府在某程上可以說是非常積極地回應的，因為政府表示會在未來18個月內展開三千三百多項改善工程，佔了3900項改善工程的八成半。 雖然很多同事均指出，不知道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但我們姑且相信政府可以做到其承諾的所有三千多項的工程。然而，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平機會的報告指出很 重要的一點，就是現在所說的一些法例或所設計的手冊，其實也不適用於政府。所以，平機會的報告其實是要求修訂《建築物條例》(第123章)，廢除政府建築 物或屬於房委會的任何土地在這方面的豁免，使《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以及設計手冊等，均適用於政府及房委會所有的建築物。但是，我聽不到政府在這方 面有任何回應。

其實，捫心自問，如果政府不能帶頭做這方面的工作或提供無障礙通道，又怎能要求其他商界可以達標呢？正如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說過：“政府有責任消除 各種形式的歧視。與個別業主相比，政府和相關的公用機構有較多的資源和更有能力糾正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樣做更可為私營機構樹立典範。”今天很多同事發言時 也指出了很多問題，就是政府很多的渠道都堵塞了，在思維上要“通渠”。此外，也有議員說政府沒有誠意。

雖然我沒有參加福利事務委員會，但我也很留意多個不同團體所表達的意見。我今天想談談一個例子，就是政府其實在十多年前已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統一 手語，但時至今天，殘疾人士相關的討論區仍在討論如何能有統一的手語。甚至在地鐵沿線的車站，也沒有統一的官方手語，“屯門”這個詞便有9個不同的手語表 達方式。

我每星期二都會到一個名為OurTV的電台，這是一個民間的網上電台，在每星期二的晚上9時至10時廣播1小時，而每一次都有兩位龍耳社的朋友來 替我這個節目做翻譯。這並不是很多人收聽的節目，只是民間小眾一個資源很少的節目，但我們也可以找到龍耳社的朋友每一次都來為我們提供手語服務。其實，如 果有心做，這些事情是絕對不難的。

此外，教我印象深刻的是，上星期來給意見的朋友說，要量度所做的事情是否足夠，其實可以想像20、30年後的情況，我相信在座的同事屆時都已是年 紀老邁。我有時候看看我爸爸，他現在的行動真的很慢。大家可以想像，縱然有無障礙的通道，對他來說行動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在考慮提供這些設施時，不 應說社會上只是很少數人有這樣的需要，便從成本效益來考慮，這根本不能夠照顧他們；相反，大家應想一想，其實很多普通人將來也會有同樣的需要。

我也想說一說，無障礙通道的問題並不只限於平機會所說的一些硬件，也關乎多年來在很多方面一直爭取的事情。舉例來說，梁耀忠議員每年都要求對殘疾 人士提供車費的優惠，其實這也是殘疾人士的一個需要。可是，為何議案每次(最低限度在最近數年)都在議會獲得通過，但落實工作卻仍然進展得這麼緩慢。

我記得在廖秀冬局長主理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時候，我曾發言指出，在二十多年前，紐約曼克頓所有巴士已經裝有低地台的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香港 這麼繁榮的地區，巴士一旦遇到殘疾人士或使用輪椅的人士，便要停下來讓他們慢慢上車，情況會怎麼樣？香港的生活節奏是如此的急速。但是，我當時居住在曼克 頓，是紐約最中心的地方，不論是在Fifth Avenue還是First Avenue，不管是在甚麼街道，所有巴士也有這樣的裝置，而且如果巴士司機在遠處看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在巴士站等候，就會按鍵把巴士的地台慢慢降低，讓 那些年紀大的人或使用輪椅的人上、下巴士，這是很普遍的事，而這已是1984年的事。後來我回到香港，其後進入立法會，在廖秀冬擔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的時候，我曾詢問為何別的地方可以做到，而香港這個富裕地方卻做不到呢？有時候真的覺得這問題並不是資源的問題，而是大家如何看香港的文明，香港是否只有 金錢，但卻缺乏一顆心。

還有一點，很多時候大家談論的“accessibility”，應該是指可到達的地方，而不是單單說通道。我要特別提出這一點，因為林煥光主席正 坐在會議廳內。數天前，我在一個討論有關本地立法的場合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現時市民要到票站投票，這對殘疾人士而言其實很多時候是會有很大的困難，因 為現在還有兩成票站是殘疾人士很難前往投票的。

我在數星期前探望“斌仔”，大家應該也記得他在數年前曾寫信給董建華先生要求有權安樂死。他在醫院住了19年，最近搬離醫院，終於成功爭取入住公 屋，所以我到屋邨探望他。我問他，有甚麼事情是立法會議員可以幫他做的呢？他說只有一個要求，便是不久將來會有多次選舉，他希望能讓殘疾人士可以透過電腦 投票。其實，外國很多地方都可以透過郵寄方式投票，香港當然沒有這安排。但是，如果為殘疾人士特別設計一套方法，例如給他們一個密碼，讓他們可以透過電腦 投票，表達其投票意向，他們便不需要那麼辛苦了。當然，如果他們願意，也可以到票站參與投票的過程。但是，如果他們不可以去票站或不方便去票站，便應該容 許他們透過電腦投票。…

主席，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無論左派、右派、台灣、中央、內地等的不同人士，其實也有不同理由慶祝辛亥革命。

我剛才聽到林瑞麟局長的發言，他把辛亥革命這項半新命題變成了另外一種革命。一如某些議員的發言般，局長變成了在歌頌中共政府如何改善中國人的生 活。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從一個中國香港人的角度討論辛亥革命。為何我這樣說呢？因為對中國人而言，我們無需要靠左或靠右，無需要從台灣或國內的角度 來看，純粹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較諸其他的改朝換代，辛亥革命的確有很大分別，因為它事實上改變了數千年的封建制度，成立了共和。所以，辛亥革命的確是劃時 代的。

此外，我為何說要特別從中國香港人的角度談這個問題呢？事實上，早前梁家傑議員或黃毓民議員發言時，也提到了香港與辛亥革命的淵源。主席，我特別希望藉此機會談談，一如很多早前發言的議員也有提到，很多辛亥革命的烈士或先賢，跟香港其實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手上拿着楊衢雲學會給我的一封信，他們特別要求我今天提出來。大家也知道，今年是楊衢雲先生逝世100周年。大家如果看過“十月圍城”這部電 影，便會記得由張學友飾演的楊衢雲，在電影開場後不久便被刺殺。楊衢雲跟香港其實很有淵源，他成立興中會，是該會的第一任主席，當時孫中山先生是他的副 手。在楊衢雲被刺殺後，孫中山先生才成為興中會的第二任主席。楊衢雲在香港跑馬地墳場的墓碑並沒有刻上名字，只有6348這個編號。他的後人一直希望特區 政府能夠為他豎立墓碑，讓他們可以為他寫上名字，亦希望墓旁能有一個細小的牌，細說他的事蹟。他們這個要求非常合理和卑微。他們寫信給我是想特別說清楚， 他們並非要求把整個跑馬地墳場列為古蹟，只是希望在墓旁豎立一個牌，把牌或墓旁列為古蹟。我希望特區政府能聽到他們這個很合理的要求。

辛亥革命距今100年，而楊衢雲跟香港及整個辛亥革命非常有淵源，所以，這個事蹟，亦希望香港人……無論是如黃毓民議員所說，把辛亥革命 列作中國歷史或通識教育的一部分……其實，無論是街道或地方的名稱，或一如這個情況般，特區政府首先可以做的，便是在墓地豎立一個適當標記，讓後 人可以知道楊衢雲如何跟辛亥革命拉上很大的歷史關係。

此外，湯家驊議員發言時提到另外一位跟辛亥革命很有關係的人，便是伍廷芳。我曾建議立法會搬往新大樓時，旁邊那條新路應命名為廷芳路，以紀念伍廷 芳，因為他不單是香港第一位華人立法會議員 – 當時當然不是稱為立法會 – 亦跟整個香港的法治發展非常有淵源。孫中山先生也稱伍廷芳為國老，可以想像他是何等尊重伍廷芳。伍廷芳是在1842年出生，當年香港被割讓給英國。伍廷芳 就讀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在法庭當翻譯，然後創辦了香港首份華文報章《中外新報》，後來到了英國林肯律師會館(Lincoln’s Inn)攻讀法律，並成為香港首位大律師。他獲總督軒尼詩任命為定例局(即立法會前身)的非官守議員，李鴻章亦招攬了他處理洋務及外交事務。他曾向當時的 國民解釋法治的重要性，拒絕簽署解散國會令，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人士。我亦希望他的事蹟可以成為香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

多謝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