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春的由來眾說紛紜。根據《山海經》，黃帝叫民眾在門上懸掛刻有「神荼」、「鬱壘」二神的桃木板以禦鬼，稱為「桃符」。有說「神荼鬱壘」後來演變成左右門神，而桃符則和對聯融合，成為春聯。今天依然沿用春聯有「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戶慶新春」。

北宋《皇朝歲時雜記》記載， 「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下書左鬱壘右神荼，或寫春詞， 或書祝禱之語， 歲旦則更之」，可見當時已有桃符上題字之習俗。不過，東晉王羲之已有與春聯有關的故事，或許春聯更早出現亦不為奇。

何時始用紅紙寫春聯則不可考。清《楹聯叢話》言： 「但宋以來，春帖子多用絕句，其必以對語，朱箋書之者，則不知始於何時也。」揮春用紅紙，可能與年獸故事有關。相傳年獸怕火光、紅色和聲響，所以過年要放炮仗，貼紅紙。香港已禁止放炮仗，幸好仍保留寫揮春的習俗，保存一點過年氣氛。

我為市民寫揮春始於2007 年春節，公民黨首次在花市擺檔。寫最多的是「身體健康」和「學業進步」，大概也反映了市民的期盼。要求寫「身體健康」倒不一定是老街坊，寫「學業進步」也不一定是學生；小孩子要求寫「身體健康」送給長輩，老人家要「學業進步」，鼓勵在學孫兒。

落區寫揮春不時會遇到趣事。早幾天我到香港仔， 一名學生請我寫「兔記揚眉」，一問之下，原來她和同學們在維園花市擺檔，寶號「兔記」，而她的檔位——33 號——恰好在公民黨的檔位旁邊。還有80 後請我將以下揮春送給唐司長，回應他最近的發言「剛愎自用乃政府，關門皇帝是英年」。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台灣方面固然視之為紀念立國百年的慶典，香港社會亦響起一片紀念革命百年的呼聲。廣義的辛亥革命，可解讀為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國民首次成功脫離封建帝制，並且憑藉現代文明社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和公民社會，意義遠比改朝換代大得多。

最令香港人感到自豪的，是這五千年來最重要的政治革命，有不少港人參與。在紀念辛亥革命之時，我們香港人更應重新認識辛亥革命和創立民國的香港英雄，並且延續他們為國為民建設民主的精神。

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

這群英雄，有些在武昌起義前已為革命赴義，如楊衢雲；有些在武昌起義後加入，如制定《臨時約法》的伍廷芳。

楊衢雲早在武昌起義前十年，在香港中環被人刺殺身亡，成為最早一批革命先烈。楊氏與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是興中會首任會長，孫中山為其副手。楊遇刺後，孫中山承其遺志，領導革命黨，成功推翻滿清，創立民國。

可惜，這位倡議民主共和政體的先驅，身故後在香港的墓地，卻連一個紀念碑也沒有，墓碑只刻上「6348」的號碼，沒有名字。革命已百年，特區政府理應回應民間人士的要求，在墓側立牌，列為古迹，讓公眾認識這位本土的革命先烈。

早前，我建議添馬艦新立法會大樓旁的道路應命名「廷芳道」，紀念首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伍廷芳。伍廷芳一生功績並不止於他是首位華人議員，而是他在清末民初國家風雨飄搖之時，致力為中國和香港確立法治精神、建設現代法律制度、支持共和民主政體、捍衞三權分立；國父孫中山尊他為國老，是港產的優秀政治家、外交家、憲政專家和書法家，足以為後世樹立榜樣。

港產優秀政治家伍廷芳

伍廷芳本被李鴻章延攬處理洋務和外交。辛亥革命成功後，他隨即接受邀請投身民國，當上司法總長，制定《臨時約法》力主三權分立，並與軍閥陳其美展開「權法之辯」，堅持司法獨立，向國民解釋甚麼是法治。為維護民主和法治，伍先生先後反對袁世凱和段祺瑞。張勳復辟時，時任代總理的伍廷芳拒絕簽署解散國會令，表示「頭可斷，此令不可署」，後來又加入孫中山護法軍政府。最後，因軍閥陳烱明叛變，憂憤成疾，病逝廣州，享年八十。

辛亥革命，並非只有孫文一人，像楊衢雲、伍廷芳那樣致力建設民主共和政體的仁人志士很多，而且不少是香港人。遺憾的是，一百年過去，無論殖民地政府和特區政府都鮮有紀念這批革命先烈，以致他們漸被遺忘。

政府應該把握辛亥革命一百年的契機，重新發掘這批本土英雄，發揚昔日港人追求建立民主、公義、法治，解救民族苦難的精神。

回顧辛亥革命，最令人感觸的是，一百年後大陸、香港和澳門，都未能全面實現辛亥革命時所爭取的核心價值。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不會再採用孫文主張的武裝起義模式，改用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去爭取民主普選、維護社會公義。時間轉瞬即逝，路途依然遙遠。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 《雙龍會》專欄…

能見度低導致更多港人死亡！香港大學近日公布「香港能見度降低是否有損健康？」研究報告，發現能見度每降低6.5公里，自然死亡率會增加1.13%，每年約有1200人因而死於哮喘、呼吸道疾病和心臟病。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是能見度低的兩大元兇。

研究報告能否摑醒認為香港空氣只比南北極差的特首，和認為香港空氣已改善，譏諷批評者活在雲端的政務司司長？上月，我去信政務司司長追問政府何時才更新已沿用廿多年的空氣質素指標，司長只透過環境局回了一封官樣文章，嘮嘮叨叨地說着空氣如何逐步改善。

住在半山和山頂的執政者，懶理空氣質素遠離健康水平，遠低於世衞組織標準。困在皇后大道中的雪糕小販和德輔道中的報販，恐怕仍要為權貴的涼薄付上健康的代價。

原文刊於《都市日報》- 《綠色公民》專欄…

代理主席，量度一個社會的文明，要觀察其如何對待社會上的弱勢社羣，所以公民黨非常關心香港殘疾人士的一切問題。我剛才跟吳靄儀議員談了一會，環顧會議廳 時發現只有十多位議員，而我們公民黨的5位議員全部在席，我不知道這是否代表我們真的是很關心今天討論的議題。我特別感謝福利事務委員會今天提出就這份報 告進行辯論，讓我們可以在大會上討論。我不是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很高興今天能有機會討論這個議題。同時，我也非常感謝平機會及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先生， 他今早一直都坐在公眾席，我看到他很細心地寫下筆記，記下所有議員提出的意見。

平機會花了很多時間，調查了60個由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房屋協會、領匯及政府部門管理的公眾地方，並制訂這份報告，指出很多錯漏之處或未 達標的地方。當然，政府在某程上可以說是非常積極地回應的，因為政府表示會在未來18個月內展開三千三百多項改善工程，佔了3900項改善工程的八成半。 雖然很多同事均指出，不知道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但我們姑且相信政府可以做到其承諾的所有三千多項的工程。然而，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平機會的報告指出很 重要的一點，就是現在所說的一些法例或所設計的手冊，其實也不適用於政府。所以，平機會的報告其實是要求修訂《建築物條例》(第123章)，廢除政府建築 物或屬於房委會的任何土地在這方面的豁免，使《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以及設計手冊等，均適用於政府及房委會所有的建築物。但是，我聽不到政府在這方 面有任何回應。

其實，捫心自問，如果政府不能帶頭做這方面的工作或提供無障礙通道，又怎能要求其他商界可以達標呢？正如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說過：“政府有責任消除 各種形式的歧視。與個別業主相比，政府和相關的公用機構有較多的資源和更有能力糾正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樣做更可為私營機構樹立典範。”今天很多同事發言時 也指出了很多問題，就是政府很多的渠道都堵塞了，在思維上要“通渠”。此外，也有議員說政府沒有誠意。

雖然我沒有參加福利事務委員會，但我也很留意多個不同團體所表達的意見。我今天想談談一個例子，就是政府其實在十多年前已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統一 手語，但時至今天，殘疾人士相關的討論區仍在討論如何能有統一的手語。甚至在地鐵沿線的車站，也沒有統一的官方手語，“屯門”這個詞便有9個不同的手語表 達方式。

我每星期二都會到一個名為OurTV的電台，這是一個民間的網上電台，在每星期二的晚上9時至10時廣播1小時，而每一次都有兩位龍耳社的朋友來 替我這個節目做翻譯。這並不是很多人收聽的節目，只是民間小眾一個資源很少的節目，但我們也可以找到龍耳社的朋友每一次都來為我們提供手語服務。其實，如 果有心做，這些事情是絕對不難的。

此外，教我印象深刻的是，上星期來給意見的朋友說，要量度所做的事情是否足夠，其實可以想像20、30年後的情況，我相信在座的同事屆時都已是年 紀老邁。我有時候看看我爸爸，他現在的行動真的很慢。大家可以想像，縱然有無障礙的通道，對他來說行動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在考慮提供這些設施時，不 應說社會上只是很少數人有這樣的需要，便從成本效益來考慮，這根本不能夠照顧他們；相反，大家應想一想，其實很多普通人將來也會有同樣的需要。

我也想說一說，無障礙通道的問題並不只限於平機會所說的一些硬件，也關乎多年來在很多方面一直爭取的事情。舉例來說，梁耀忠議員每年都要求對殘疾 人士提供車費的優惠，其實這也是殘疾人士的一個需要。可是，為何議案每次(最低限度在最近數年)都在議會獲得通過，但落實工作卻仍然進展得這麼緩慢。

我記得在廖秀冬局長主理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時候，我曾發言指出，在二十多年前，紐約曼克頓所有巴士已經裝有低地台的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香港 這麼繁榮的地區，巴士一旦遇到殘疾人士或使用輪椅的人士，便要停下來讓他們慢慢上車，情況會怎麼樣？香港的生活節奏是如此的急速。但是，我當時居住在曼克 頓，是紐約最中心的地方，不論是在Fifth Avenue還是First Avenue，不管是在甚麼街道，所有巴士也有這樣的裝置，而且如果巴士司機在遠處看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在巴士站等候，就會按鍵把巴士的地台慢慢降低，讓 那些年紀大的人或使用輪椅的人上、下巴士，這是很普遍的事，而這已是1984年的事。後來我回到香港，其後進入立法會，在廖秀冬擔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的時候，我曾詢問為何別的地方可以做到，而香港這個富裕地方卻做不到呢？有時候真的覺得這問題並不是資源的問題，而是大家如何看香港的文明，香港是否只有 金錢，但卻缺乏一顆心。

還有一點，很多時候大家談論的“accessibility”，應該是指可到達的地方，而不是單單說通道。我要特別提出這一點，因為林煥光主席正 坐在會議廳內。數天前，我在一個討論有關本地立法的場合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現時市民要到票站投票，這對殘疾人士而言其實很多時候是會有很大的困難，因 為現在還有兩成票站是殘疾人士很難前往投票的。

我在數星期前探望“斌仔”，大家應該也記得他在數年前曾寫信給董建華先生要求有權安樂死。他在醫院住了19年，最近搬離醫院，終於成功爭取入住公 屋，所以我到屋邨探望他。我問他，有甚麼事情是立法會議員可以幫他做的呢？他說只有一個要求，便是不久將來會有多次選舉，他希望能讓殘疾人士可以透過電腦 投票。其實，外國很多地方都可以透過郵寄方式投票，香港當然沒有這安排。但是，如果為殘疾人士特別設計一套方法，例如給他們一個密碼，讓他們可以透過電腦 投票，表達其投票意向，他們便不需要那麼辛苦了。當然，如果他們願意，也可以到票站參與投票的過程。但是，如果他們不可以去票站或不方便去票站，便應該容 許他們透過電腦投票。…

主席，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無論左派、右派、台灣、中央、內地等的不同人士，其實也有不同理由慶祝辛亥革命。

我剛才聽到林瑞麟局長的發言，他把辛亥革命這項半新命題變成了另外一種革命。一如某些議員的發言般，局長變成了在歌頌中共政府如何改善中國人的生 活。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從一個中國香港人的角度討論辛亥革命。為何我這樣說呢？因為對中國人而言，我們無需要靠左或靠右，無需要從台灣或國內的角度 來看，純粹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較諸其他的改朝換代，辛亥革命的確有很大分別，因為它事實上改變了數千年的封建制度，成立了共和。所以，辛亥革命的確是劃時 代的。

此外，我為何說要特別從中國香港人的角度談這個問題呢？事實上，早前梁家傑議員或黃毓民議員發言時，也提到了香港與辛亥革命的淵源。主席，我特別希望藉此機會談談，一如很多早前發言的議員也有提到，很多辛亥革命的烈士或先賢，跟香港其實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手上拿着楊衢雲學會給我的一封信，他們特別要求我今天提出來。大家也知道，今年是楊衢雲先生逝世100周年。大家如果看過“十月圍城”這部電 影，便會記得由張學友飾演的楊衢雲，在電影開場後不久便被刺殺。楊衢雲跟香港其實很有淵源，他成立興中會，是該會的第一任主席，當時孫中山先生是他的副 手。在楊衢雲被刺殺後，孫中山先生才成為興中會的第二任主席。楊衢雲在香港跑馬地墳場的墓碑並沒有刻上名字，只有6348這個編號。他的後人一直希望特區 政府能夠為他豎立墓碑，讓他們可以為他寫上名字，亦希望墓旁能有一個細小的牌，細說他的事蹟。他們這個要求非常合理和卑微。他們寫信給我是想特別說清楚， 他們並非要求把整個跑馬地墳場列為古蹟，只是希望在墓旁豎立一個牌，把牌或墓旁列為古蹟。我希望特區政府能聽到他們這個很合理的要求。

辛亥革命距今100年，而楊衢雲跟香港及整個辛亥革命非常有淵源，所以，這個事蹟，亦希望香港人……無論是如黃毓民議員所說，把辛亥革命 列作中國歷史或通識教育的一部分……其實，無論是街道或地方的名稱，或一如這個情況般，特區政府首先可以做的，便是在墓地豎立一個適當標記，讓後 人可以知道楊衢雲如何跟辛亥革命拉上很大的歷史關係。

此外，湯家驊議員發言時提到另外一位跟辛亥革命很有關係的人，便是伍廷芳。我曾建議立法會搬往新大樓時，旁邊那條新路應命名為廷芳路，以紀念伍廷 芳，因為他不單是香港第一位華人立法會議員 – 當時當然不是稱為立法會 – 亦跟整個香港的法治發展非常有淵源。孫中山先生也稱伍廷芳為國老，可以想像他是何等尊重伍廷芳。伍廷芳是在1842年出生，當年香港被割讓給英國。伍廷芳 就讀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在法庭當翻譯，然後創辦了香港首份華文報章《中外新報》，後來到了英國林肯律師會館(Lincoln’s Inn)攻讀法律，並成為香港首位大律師。他獲總督軒尼詩任命為定例局(即立法會前身)的非官守議員，李鴻章亦招攬了他處理洋務及外交事務。他曾向當時的 國民解釋法治的重要性，拒絕簽署解散國會令，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人士。我亦希望他的事蹟可以成為香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

多謝主席。

 …

活躍於火炭工業區的一群本土藝術家舉辦開放日，吸引大批市民觀賞，人龍從工廠大廈的電梯大堂排到街外，山尾街上盡是絡繹不絕的訪客。以往，執迷要用人流數據來衡量藝術區成敗的傳媒人，這次也難以吹毛求疵。

藝術區不是商場，成功與否不能單看人流多寡，或出售藝術品的營業額。若無蓬勃創作精神，欠缺人文薈萃激勵創作的氣氛，很難維繫一個優質藝術區。火炭工業區十年生聚，逐漸凝聚優質藝術區的雛形。各個工作坊自由發揮，創作題材多元多姿，既有全職藝術工作者，也有工程師和公務員公餘闢室創作。

最近，西九總裁謝卓飛突然請辭，又再加深港人對西九文化區的憂慮。培育活潑繽紛的藝術氣氛，不像興橋起路，只靠投入大量金錢、建設宏偉場地、引進外地名牌藝術學校。發展本土文化，鼓勵創作，不能當作一項經濟產業，單看本土生產總值，着眼庫房收入。

近年政府有關藝術的施政，從關閉油街藝術村，到檢控街頭賣藝、驅趕寫生畫家等，盡顯唯我獨尊、由上而下心態，漠視藝術工作者的切身需要，結果導致殺雞取卵，扼殺孕育藝術創作空間。

藝術工作者聚集在廠廈區內，最主要原因是廠廈租金較便宜，低成本而空間大。可惜活化廠廈政策的效果卻是推高租金和廠廈的價值，發展商和投機者機關算盡改變土地用途，炒賣廠廈市場價值，最終令藝術工作者失去這僅有的立錐之地。

執政者應保持謙卑，維護創作自由，盡量減少直接介入，聆聽民間需要，接納藝術家由下而上的建議，改善其生存空間，民間會自然有機地創造傳奇。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綠領行動在大學推動「少飯運動」，要求少飯者可減少一元，希望改變大學生常吃剩飯的浪費，但最終只有6%大學生參與，效果遠遠未如理想。他們推算8間大學和職訓局院校飯堂，每日產生約45噸廚餘，猶如10萬個飯盒。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為何連舉手之勞的少飯減廢行動，也不支持？

減1元對今天普遍豐衣足食的大學生來說未夠吸引。部分大學的餐廳更拒絕給予減價優惠，令倡議運動難以推行。知易行難，一曝十寒！怠惰、自私、粗心大意，意志稍一鬆懈，環保便無法持之以恆。

單靠個人意志，不如引用科技和改善管理，盡量減少浪費。校方應參考馬灣珀麗灣的做法，添置堆肥機處理廚餘，或與餐廳商量，推出多款廉價輕餐(light meals)，從源頭開始減廢。

原文刊於《都市日報》- 《綠色公民》專欄…

主席，很多議員就李永達議員今天的原議案提出了修正案，人們因此說這表示立法會議員也很關注醫療問題。我認為這或多或少反映了人們如何理解基層醫療或基層 健康。很多人也誤解了基層醫療的定義。很多時候，市民聽到“基層”便以為是指基層人士的健康。其實，基層醫療或基層健康(primary care)究竟所指為何呢？特別須要注意的是，原議案提及《阿拉木圖宣言》，而《阿拉木圖宣言》開首提及的重點之一，是幫助發展中地區的人民獲取清潔水 源。從這角度來看，基層醫療當然也可以被視為旨在幫助基層人士。

但是，事實上，“基層”(primary)一詞包含了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在狹義方面，“primary”很多時候是指第一點接觸，帶有一點分流作 用，即在第一點接觸後如何分流，決定病人最終應接受何種專科治療或如何保持其健康，這是涉及第一點接觸。但是，較廣義的理解其實才是最重 要，“primary”並不只是說基本醫療，而且還涉及全面的健康服務。這也是美國Institute of Medicine在1996年向大家所解釋“primary”的兩個定義。

世界衞生組織在2008年發表了關於“primary healthcare”的報告，指出基層醫療發展需要包括4方面。第一，須顧及“普及性”(universal coverage)，我們談普選時也有用這一字眼。第二是以人為本，這是容易明白的。第三是公共政策，即政府應制訂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來改善市民健康。第四 是政府的領導。特區政府對基層醫療的理解其實很明顯，是採用了狹義的看法。在2008年，政府發表了《掌握健康、掌握人生》的諮詢文件。政府在這份文件中 如何討論基層醫療呢？它指出：“一般是指個人和家庭在一個持續醫護過程中的第一個接觸點，也是醫療制度的第一個護理層次，而醫療制度內其他部分亦是建基於 這層次。”換言之，政府是採用了世衞組織提出的兩個定義中的狹義定義。

剛才有同事也提及，政府所說的基層醫療其實指家庭醫生。因此，在衞生事務委員會討論這問題時，我也曾詢問政府官員是否有需要改用其他字眼。我又告 訴他們，他們經常說基層服務或基層健康，其實很容易誤導市民，而且他們或許只是指家庭醫生。但是，政府不以為然，說世界各地也是採用“primary”一 字，故此，他們認為是用詞恰當。

但是，我想強調，家庭醫生並不是基層醫療的全部。事實上，我在議事廳和其他場合也曾提及，在香港的情況而言，“健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其實是 環境健康。奇怪的是，在提及環保問題時，很多時候，政府都只是指派環境局局長邱騰華作答，而周一嶽局長只會處理例如市民生病等問題。然而，事實上，若我們 的環境生病，整體香港人的健康是會受影響的。今天電視報道，有研究指出，空氣污染會對65歲或以上的長者產生許多影響。在2009年，一份研究報告也指 出，每當在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增加10微克(即PM10)時，每天便會有多半個人至1人死亡，30人需要入院治療。所有人也需要呼吸，但在街上走的人，特別 在中環上班的人士……中環路邊空氣監察站的數字 – 我上次也曾提及，剛巧唐英年司長也在場 – 去年11月時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也是超標，空氣污染指數超過100。由此可以知道空氣污染如何影響着我們的健康。因此，周一嶽局長談及基層健康 (primary care)的時候，是否也應關注環境健康呢？

此外，很多同事也提及我們的生活健康也很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時間長，生活擔子重，生活節奏急速，其實也會影響我們的精神健康。我認為，很多時 候，我們的教育也不太健康，因為小孩需要背負很重的書包。雖然“求學不是求分數”，但事實上，小學生已需要事事兼顧。如果孩子沒有課外發展，不學習多種知 識技能，便不能進入優良的幼稚園和小學。這情況也令父母和兒童感到很大壓力。因此，教育方面也不是很健康的。因此，基層醫療或基層健康其實與整體生活，無 論是精神、教育、環境和生活習慣，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梁家傑議員剛才代表公民黨發言時已指出，我們基本上是十分支持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的。但是，我仍想 發言，以便指出最重要的一點 – 基本問題是，我們必須從整體環境和制度做起。…

跑馬地墳場一座墓碑只有6348 編號，沒刻上名字，墓裏是辛亥革命烈士楊衢雲。

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曾說： 「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應由楊衢雲說起」，可見他的重要；楊衢雲（1861-1901）是最早領導革命的香港人，又是興中會第一任會長，第二任才是眾人熟識的孫中山先生。

要尋找楊在香港的歷史足跡，一是他遇刺的住所，中環結志街52 號， 「孫中山史蹟徑」第七站，住所附近有「楊衢雲遇刺之地」告示牌；另一處就是位於跑馬地這座無名孤墳。楊衢雲堂侄楊興安解釋：

「當年搞革命，是會殺頭的，都會對其他人說自己是獨子，沒有兄弟姊妹。也會疏遠親戚，以免無辜牽連，楊衢雲的祖父墓碑上也沒有刻上名字， 只寫『楊公之墓』。」

要感激電影《十月圍城》，以張學友飾演的楊衢雲被刺殺一幕作開場，令香港人赫然驚覺：原來香港不只是一個經濟石屎森林，亦有浪漫的革命歷史。

上星期二是楊衢雲110 年的死忌，他的後人期盼特區政府將他的塋墓列為古蹟，刻上「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之墓」。

今年正值辛亥革命百週年。香港被譽為辛亥革命的孕育地，但知道有關歷史的港人不多，近代史不是學生的必修科，當年所追求的一個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民主選舉依然未能實現。孫中山先的遺願：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今日依然適用，雖然毋須革命的熱血，但仍須改革的勇氣。香港政壇正值多事之秋，戰幔一觸即發：由今年11 月至明年9 月合共有4 場選舉（區議會、選委會、特首以及立法會選舉），民主之路漫漫，僅以此與同路人勉之。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一批城市農夫在新界新市鎮開闢了一片土地進行有機耕作，成為石屎森林裏的城市綠洲，近日終於到了收成時，這批城市農夫收穫甚豐，更吸引記者跑來報道。

有機耕作概念引入香港已有廿多年，比較成功的運作模式，是將土地分成小片，再分租給那些於恆常日子中在市區內奔波勞碌，希望在假日可以回歸自然的城市人，讓他們嘗試有機耕作的樂趣。

有機耕作在食物供應市場上卻面對重重困難。原因包括蟲害重、成本高、售價貴、認證準則不一、欠缺全面的供應和鎖售網絡等等。一方面，只能希望市民環保意識日漸提高，改變只問價格不問環境的消費習慣來改善。另一方面，政府和商界必須透過制定統一認證標準，並增加周日有機農墟等方式，改善供應和鎖售網。

原文刊於《都市日報》- 《綠色公民》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