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後，被特首指為可以養活一千萬人的金融業深受重創，特首終於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提出發展教育、醫療、檢測認證、創新科技、文化創意及環保，希望這六個具發展潛力的產業可帶動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鴻圖大計是有了，但問題是做不做得到？即使做到了，特首所渴望的知識型經濟，能否令社會各階層受惠，無論學歷高低技術優劣，都會感到有機會、有希望？

政府初步公布的支援政策，不外乎是提供廉價土地、設立專責部門、擴大政府的環保採購等，令人有杯水車薪的感覺。這種類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設工業邨方式的做法，用來發展廿一世紀的新產業，在過去十多年的環保園、數碼港、科學園等例子已證明不大行得通。

環保園失敗劫數難逃

環保園的失敗例子，正好說明政府一貫做法的不濟。環保園最初叫做回收園，是董建華政府時代提出的計畫，原意是要推動回收行業的發展。方法亦是慣常的提供廉價土地，並且由政府負責園區內的基礎設施。不過，多年來環保園的基建緩慢，第一和第二期的落成日比原先計畫嚴重滯後。政策方面，政府至今仍然沒有完整的廢物回收系統和網絡、運輸成本高的問題亦沒有對策、首個生產者責任制要等到今個月初才落實，而且該計畫實質上是對購物膠袋行寓禁於徵的環保稅，對鼓勵回收再造毫無幫助，只會有助庫房增加收入。在沒有一個有利的政策環境下，環保園不成功可以說是劫數難逃。

政府要改善個別行業的營商環境，良好的政策比廉價的土地更重要。以環保產業為例，只有在政府立法強制產品貼上能源標籤、立法強制屋宇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甚至設立溫室氣體和減排目標等，才能創造市場需求，推動節能產業的發展。提高法定標準、提供稅務寬免等，有助營造對新產業有利的經營環境，吸引私人機構投資。這比政府設立基金資助商界更有效。

創意成文化產業命脈

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亦不能單靠批出西九龍用地和建設地標式劇場博物館就可成功。紐約百老匯、倫敦WestEnd，劇場大多是五百至一千多座位的中小型表演場地，外觀雖然並不「宏偉」，但卻為各種類型的表演者提供演出的平台，滋生互相觀摩切磋的氛圍。這種網絡式的發展，比政府目前主張的軸心式發展，更能夠激發創意，而創意才是文化產業的命脈。

發展新產業和知識型經濟，目標是為了經濟轉型，令經濟變得多元化，最終達致造福社會的目的。美國過去資訊科技發展迅速，並沒有令低技術、低學歷的勞工階層受惠，這個教訓香港必須謹記，否則基層市民無法得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並不是社會之福。

特首既然毋須出席台北聽障運動會，可以有更多時間思索新的辦法，我期望他在十月《施政報告》時提出貼身到位、有效兼且完整的策略。否則，無論再批出幾多土地，最終也是功敗垂成。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 《雙龍會》專欄…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觀賞盛夏生態，白晝固然很熱鬧，有蜻蜓看有蟬聲聽，入夜之後亦絕不死寂，鄉郊和郊野公園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螢火蟲，毋須靠電視的電腦特技才能覓得流螢。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是香港觀賞螢火蟲的熱點，每逢七八月的晚上，大大小小的生態團就沿着林徑溪邊，尋找那點點螢光。

孔雀開屏，夏蟬爭鳴，是為了吸引異性，螢火蟲的發光也不例外。雄性螢火蟲較主動，會一邊飛一邊發光；雌性則較矜持，只會伏在葉上，間中才閃爍一剎那，回應拼命發光，展現威風的雄蟲。

香港城市發展急促，如今我們還能見到一點點螢光，但滿天螢火的景像就很難再看到了。這種被虞世南形容為「的歷流光小，飄飄弱翅輕」的小昆蟲，要靠我們小心保育郊野生態，才能繼續劃破夏秋間的黑夜。

原文刊於《都市日報》- 《綠色公民》專欄…

日前，有幸脫離香港的「石屎森林」，到西貢欣賞特有的石頭奇觀。從萬宜水庫到果洲群島一帶，有1.4 億年前由火山岩冷卻後而形成的六角形岩柱，範圍逾100 平方公里，直徑有超越2 米，部分高度逾100 米，壯觀瑰麗，像大自然的教堂風琴。不少國家都有六角柱狀岩石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但不講不知，香港的六角石柱是世界獨有，因為一般都屬較深色的玄武岩，唯獨香港一帶岩柱為含硅質較高的酸性流紋質凝灰岩，而且無論在岩石特質、大小、範圍及高度等都屬世界少有。

萬宜水庫東壩可以看到清晰的斷層線，還有因火山岩冷卻時地塊移動而造成的扭曲狀石柱，像舞動着的手風琴。站在不同的石牆中央，仰望兩旁的石柱群形成相隔4000 萬年，倍感人類渺小。

特區政府正考慮設立香港地質公園，並且向國家國土資源部申報為國家級地質公園，然後再進一步爭取國家向聯合國提名將該批六角岩柱及石牆列存為世界自然遺產。設立地質公園要考慮多項因素，例如隨着公園的建立，造訪的遊客多了，可能會對脆弱的生態和地貌造成不可復原的破壞，所以自然遺產的承載能力評估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另外，遊客中心不可以直接建在自然遺產上，以免造成破壞；但亦不可離自然遺產太遠，這樣吸引不了遊客，浪費了其教育價值。

香港擁有超過30 年管理郊野公園的經驗，要發展一套完備的監察、巡邏及維修保養的地貌保育政策絕對有能力。再配合適當的宣傳和教育，令香港人重新認識香港優美之處，確立引以為豪的本地價值。香港不僅是一個商業之都，也是一個多元的文化之都。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夏日走過終審法院，總聽見吵耳的蟬聲。

伊索寓言將蟬描繪為游手好閒，沉湎唱歌，晚景淒涼的反面教材；但古代中國文人卻以為蟬含氣飲露，高枝獨處，讚美牠澹泊、寡慾，形容牠們是清流和貞士。

唐代有關蟬的詩很多。首推駱賓王的《在獄咏蟬》：「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此外，虞世南的《蟬》：「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同樣表明詩人品性高潔。

寒露以後蟬聲轉噤，因而寒蟬又稱為啞蟬，更引伸「噤若寒蟬」、「寒蟬效應」等名詞。今日，終院旁的蟬聲，正好警惕我們自由要靠法治保障。蟬聲也許刺耳，但總比寒意更有生氣。

原文刊於《都市日報》- 《綠色公民》專欄…

甲型H1N1 流感突然殺到，中小學生提早放暑假。教育局長孫明揚似乎受放假氣氛感染，繼正生一役後，近日多項具爭議議題如中學教學語言微調，因臻美事件引發的直資學校監察，智障學童離校安排等，一概潛水。

7 月8 日最後一次立法會周三例會，公民黨吳靄儀議員提出有關貧困學童上網津貼的質詢，孫局亦同樣假手於人，由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獨力應對。其實，社會福利署長余志穩早已表示，只要教育局同意上網為學童基本需要，社署自然會增加撥款，提供上網資助，這證明社署對此並不反對，只待孫局長頑石點頭。我亦曾去信孫局長要求會面商討，但不得要領。

踏入廿一世紀，網上學習成為正規教育一部分。最近，多個關注低收入家庭團體的調查顯示，七成受訪學童每周需透過上網遞交1 至5 份功課。因此，近七成低收入家庭需減省食物、衣服及外出活動的開支來應付子女上網費用。

相信孫局長不是不了解箇中需要，只是主理特區教育政策時每每「向錢看」，指貧窮兒童上網費用牽涉每年4 億元經常性開支。

但關注貧困學童學習問題的「關注綜援聯席」，卻表示局方預算水分過多，假設每個書簿津貼受助家庭育有1.5 名學童，及半額書簿津貼受助人只獲一半上網津貼，每年額外開支只得2 億，比局方「吹水預算」足足少一半。

更何况，上網是學生基本需要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教育是投資而非開支，無論是4 億或是2 億，局長應採取用得其所的態度。為了低收入家庭能脫貧，消除跨代貧窮，為社會培育人才，孫局長實在不應再繼續潛水。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炎炎夏日，行山怕中暑，卻是觀賞昆蟲的好時機。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蜻蜓種類多達115種，既有常見的大溪蟌、紅蜻、黃翅蜻，罕見的廣瀨妹蟌，甚至稀有的蕾尾絲蟌。牠們拍打着前後兩對翅膀，在溪流、沼澤和濕地飛躍，為香港的山澗閃爍着鮮艷的色彩。

人類約20萬年前在東非出現，蜻蜓在2億5千萬年前已在地球上飛翔。香港首次被記錄的蜻蜓，是Baron de Selys Longchamps在1854年發現的「方帶幽蟌」。

蜻蜓是浪漫的昆蟲，當雌雄交尾時，尾巴會屈曲扣成一個心形，公開宣示牠們的愛有多深。蜻蜓也是專一的情癡，只會選擇同一品種為伴，堅貞不渝。

要繼續欣賞蜻蜓，必須讓蜻蜓的生境得到良好的保育。香港蜻蜓出沒的熱點沙羅洞，多年來一直受到發展的威脅，需要我們調整政策加強保育。

原文刊於《都市日報》- 《綠色公民》專欄…

2009 年環法單車賽剛揭幕，吸引世界各地觀眾追看這全球最盛大的公路單車賽。賽道各具特色，既有悠閒鄉郊風情，亦有現代化城市氣色，參賽者成為道路上通行無阻的王者。歐美道路規劃完善，莫說國際賽事，就算平日，單車愛好者亦可在道路上自由馳騁。

單車是便宜、方便、環保的交通工具，完備單車徑網絡，既保障駕駛者的安全，亦鼓勵市民多做運動，強健體魄。

可惜，特區政府只視單車為郊野休閒娛樂，沒有顧及市民以此為日常交通工具的需要，要在車多路窄的香港踏單車，險象環生，隨時喪命。以今年4 月政府擴建單車徑的規劃為例，計劃只在於接駁偏遠地區如上水、粉嶺和大埔的單車徑，卻沒有考慮在市區設立環島單車徑。

為提升單車這環保交通工具的效用，成為港島區短程或輔助式運輸工具，公民黨建議在港島區海濱長廊設立單車徑，寄望規劃署於今年底及明年底分別完成的「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及「港島東海旁研究」後落實。試想想踏着單車沿東區、灣仔、中區到西環的海濱，迎風馳騁，實在賞心樂事。

其實，政府只要運用創新的科技，配以良好規劃，單車便可成為現代化城市中，廉價綠色的運輸網絡。紐約、阿姆斯特丹等歐美國際大都會，已在行車路旁廣泛設置單車徑，避免單車汽車爭路的險象；巴黎亦建立Velib 單車租賃系統，在各區設置租車站，市民只要用信用卡在租車站付款，便可踏單車從一點到另一點。

套用年輕人網上的用語，政府應善用海濱規劃這契機，令單車系統智能化，讓單車「升呢」（升級）。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今年的七一特別熱，因為無論人數多寡，在今年七一，警方處理人羣的手法是特別阻撓，以及令很多人在維園等候了很久也不可以離開維園。即使離開了維園，前面明顯地應該可以前進，但人羣也不能繼續走。此外，自有紀錄以來，今年是有最多團體參與，聽說有34個團體。無論數字是多少，總之便是曾蔭權上台以來的人數最多的一年。我聽說根據浸會大學統計，如果以人數計算，香港有5萬人上街，便等於在美國有二百多萬人上街。因此，以人數來說，我們香港任何時候也是全世界之冠，但卻是非常和平的。

今年七一，令公民黨感到特別氣憤的，是曾蔭權選擇在今次七一授勳時，頒一枚金紫荊勳章給林瑞麟局長。他是我們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但在政制方面，他不單“交白卷”，而且他的工作……我聽見葉劉淑儀讚賞林局長，說那是他職責所在。他經常覺得他的職責在於挑釁，他永遠也就政制問題跟民主派爭拗，而不是與我們達成共識或爭取有一些進步。特區政府選擇在七一頒發金紫荊勳章給林局長，我覺得簡直是摑了在七一上街爭取普選的所有人兩大巴掌。我覺得頒金紫荊勳章給林局長，是代表了特區政府對每年在七一上街爭取普選的人的態度。

我不重複劉慧卿及涂謹申的說話，我只就我的修正案發言。我在桌上擺放了綠色和平為通緝曾蔭權這名“氣候逃犯”而製的紙牌。如果大家回看最近10年暖化的平均速度，便知道是較過去100年高出了一倍。今年2月是天文台有紀錄以來最熱的2月。中大的研究也指出，如果溫度在28.3℃ 以上，每上升1℃，死亡的風險便會增加超過1%。我們亦有個案顯示，香港在6月時，荃灣曾有居民中暑。此外，由於香港的天氣熱，很多在戶外工作的人亦要求立法保障在戶外工作的人。

前天，即在特首答問會上，我們很多同事也舉起這個紙牌，特首感到很高興，因為他有備而戰，知道議員會就氣候變化提出質詢。對於他駁斥李永達的質詢，支持政府的報章更說李永達被人挖苦，意思是特首有備而戰。我今天想在這裏逐一回應特首作答時的謬誤。

第一，他數出了一大串數字，說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言，我們香港的人均排放量只有6噸，這是一個很低的數字，較很多其他地方低。不過，我首先想指出，6噸只是人均排放量，沒有計算我們飛行時的排放量。我記得當陳智思仍是立法會議員時，他量度了他的排放量是超過60噸，為甚麼呢？因為他經常乘搭飛機。所以，那6噸是完全不計算飛行時的排放量。此外，以香港一個沒有甚麼工業的地區而言，我們的地方細小，很多人均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我們的排放量是應該低的。

我特別想指出，現在全世界，特別是聯合國要求我們 ―― 尤其是已發展的地區―― 承擔責任，減低總排放量。大家看看，很多其他地方其實也就這一點而努力。例如日本計劃在2020年把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低，要較1990年的水平減少8%；美國也通過法例，有一連串減排目標；澳洲考慮較2000年的水平減少5%至15%。兩星期前，我們看到蘇格蘭也通過了要在2020年減排42%，這是較英國要減少34%的目標更進取。由此可見，其他地區也訂出了減排的目標。

特首的第二個謬誤是，他說我們也有一個目標，便是在2030年時把能源強度最少減25%。這是騙人的，是魚目混珠的。他說的是能源強度，甚麼是能源強度？即是以香港的GDP(本地生產總值)單位計算。因此，如果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單位上升，總排放量便會上升。我們看看政府給我們的數字，在1990年，我們的總排放量是3 420萬噸，但2005年卻是4 480萬噸。換言之，較諸1990年，2005年是上升了1 000萬噸。自2001年開始，我們每年的總排放量也在上升。如果以百分比計算，是上升了14%，但如果政府取巧，說情況不是這樣，我們是計算人均排放量，以平均數除人數，如果人數增加了，排放量亦增加了，平均除開，我們是減了6%。如果以能源強度來說便更厲害，我們是減了41%。政府通常便是這樣，玩弄數字，報喜不報憂，告訴市民香港的情況很好，我們一直在減排。然而，我想告訴大家，我們的數字其實是在上升。

第三點謬誤是，綠色和平要求曾蔭權出席哥本哈根的會議，特首很高興告訴大家，不要以為甚麼人也可以出席，只有主權國才可以出席，所以即使我們想出席也是不可以。事實上，大家也看到，曾司長曾以中國團的代表身份出席這些高峰會。此外，任志剛，甚至區璟智也曾出席華盛頓的高峰會，他們也是以中國代表團的身份出席的。如果我們的特首真的願意，他怎會不能出席？ 他只要跟中國商量，怎會不可以出席？除非他想當“氣候逃犯”，不想出席。如果他視氣候暖化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是一定可以出席的。

《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應該便會到期， 所以便要到哥本哈根討論。就《京都議定書》而言，由於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被視作發展中的地區，我們於是可以“側側膊”，無須作出承擔。可是，老實說，我們經常告訴別人自己是國際大都會，又說是甚麼世界城市，我們很明顯是一個已發展的地區，所以應該與其他已發展的地區看齊，分擔同樣的目標。如果我們願意承擔這個責任，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訂出一個總排放量的目標，而不是“側側身”製訂一個能源強度的目標。我知道邱局長稍後回應時可能說我們又訂立了甚麼自願計劃、有多少基金，以及可以進行甚麼能源審計等。主席，我不是說政府沒有做工夫，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總排放目標。我們要跟隨現時國際的趨勢和要求，便是全世界的排放量要減少50%， 而已發展的地區， 例如香港， 則是要減少80%。如果我們仍然“側側膊”不訂出總排放目標， 便是沒有盡我們的責任。

我在此呼籲特首不要當“氣候逃犯”，要出席哥本哈根的會議，並且盡快推出處理氣候暖化的長遠策略。中國在這方面其實已經有策略，很多省市也有， 香港作為特區， 也應該盡這一方面的責任。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給我們做了一本很精美的報告，但我看到當中的很多評論，都是令人失望居多的。我想在這裏指出 ―― 因為時間這麼短，很難有詳細的討論，但最少有3個大缺失。

第一個大缺失，主席，就是司長在這段時間內，真的完全沒有做過任何公開諮詢。即使來到立法會，也沒有出席我們事務委員會的任何會議，只是有一次在內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大家有很短的時間提問，並不是真的交換意見。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也沒有看到一些公開諮詢，但同樣在這3個月內，我們看到司長先後7次外訪，到訪珠江三角洲9個城市及四川。

此外，第二個缺失 ―― 主席，很多人也這樣說 ―― 就是司長拒絕訂立樹木法。當然，我們知道現時香港最少有8條有關樹木的條例，但大部分都是有關如何不破壞樹木的。可是，不破壞樹木絕對不等於樹木管理或護理，我們真的須有一套完善的樹木法，才可以有一些基本和客觀的準則，訂定樹木的高度和種類，以及在甚麼情況下才可移動、斬掉或修葺。

但是，司長在“香港家書”中，怎樣解釋他為何 ―― 或許葉劉淑儀聽聽 ―― 不可以訂立樹木法呢？便是會引起不必要的訴訟，他說這樣會好心做壞事。(眾笑)這真的是令人摸不着頭腦。他說我們要尊重私人財產，如果立法便會影響私人地方的樹木。

主席，我們的很多立法工作，有關於消防、樓宇安全及危險招牌的法例，其實也會影響私人財產。招牌掉下來或樹木倒塌，也會危及途人，他怎可以說是私人財產便不可以處理？他那番說話令我想起多年前，我們在說到立法管制廢物棄置的時候，他同樣是這樣說的。他說新界土地是私人土地，所以管不了，最終怎樣呢？所有的非法傾倒均在新界的土地上，現在便知道有問題了。在公共衞生出現很多問題的時候，便要考慮如何找部門來處理，現在便討論是否應由環保署發出牌照，才可傾倒廢物。

這些問題其實有很多，但不可以在最初時便說是盲點而拖延，新界的土地很多時候便因為這樣，因而影響了周邊的環境。樹木的問題也是一樣，如果一直拖延處理這個問題，很多私人土地上的樹木護理、樹木被斬掉或遷移的問題，均是解決不來的。

主席，第三個缺失就是，司長沒有承諾會建立一個樹木護理管理人員方面的註冊制度，或訂立一個完善的機制，以吸引一些專業人士來處理或研究樹木的管理和種植。樹木管理不單是它有危險時便斬掉，而是在種植的土地或環境方面，也須有專業的研究。

我們看到香港沒有足夠的“樹醫生”，即使在今時今日，政府還不願意考慮 ―― 譬如在有很多工程時，是否一定要聘請一些“樹醫生”或“樹藝師”，在這方面可否讓大家看到有一些專業的梯級？剛才很多同事和葉劉淑儀發言時也提及，康文署的前線員工有很多投訴，因為他們根本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士，他們應該是管理游泳池或場地的，但卻被調派去巡查樹木。

長遠來說，如果真的要做好樹木護理，必定要靠專業人才，也須有升級的階梯。在這方面，我希望即使有很能幹的局長，也不應該全部交給她處理，但也希望她就這一點，主席，可以繼續研究。當然，我也希望司長會繼續研究“樹木法”及“樹醫生”的階梯。多謝主席。…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昨天，綠色和平跑到立法會來指摘特首曾蔭權未盡全力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又不願承諾出席年底聯合國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大會，批評他一直在做氣候逃犯，缺乏氣魄帶領香港人承擔對地球的責任。

隨着年底哥本哈根國際會議逼近，各國都正在制訂2020年的減排目標，曾蔭權卻置若罔聞，逼使公民社會大呼求變，23位立法會議員亦聯署要求曾蔭權制訂全面氣候政策的聲明。

曾氏一再用能源強度目標魚目混珠，但那只是能源效益指標，如果經濟急速增長，甚至可能出現能源強度減而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增的怪現象。

今天，我將會在立法會提出修正案，要求政府盡快提出全面的氣候變化政策和減排目標，參照去年修例就三種空氣污染物向電廠設下「排放限額」的例子，替溫室氣體設下排放限額。

原文刊於《都市日報》- 《綠色公民》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