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四」學制在09年正式實施，通識科將成為中英數以外高中生必修科目，成績的好壞更足以影響入讀大學的機會。對於全新的通識課程，老師、學生與家長皆感到憂慮，有老師更擔心，新課程可能引起爭拗不斷，成為日後香港教育界的災難。

公民黨早前與多個教育團體合辦通識教育研討會，共有35間中學、超過80位通識科老師參與，當中60人更參與調查。結果發現，四成半老師對通識被列為高中必修科感到憂慮，另外21%表示無奈接受。只有不足一成老師表示，對新的通識課程理念、教與學、考試評核與課程設計有深入認識，其餘的大部分表示有些少認識，或僅足夠應付教學。此外，近六成表示不滿教統局對通識教學的支援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調查對象，很多都會在09年任教新的通識科，若果連老師自己也感到憂慮，新的課程將難以取得成功，因此教統局不能掉以輕心。目前，教統局只是向任教通識科的教師，提供至少100小時培訓，時間未必足夠；尤其是通識課程內容瞬息萬變，需要不斷更新，向老師提供持續培訓更屬必要，就此教統局必須作出更多承擔與支援。目前政府已推出網上教學資源平台，對於老師有一定幫助，然而除了吸收新知識，通識科老師亦需要有更多討論與交流，分享教學經驗與觀點。

四成半老師對通識必修感憂慮

另一方面，學生與家長最關心的始終是考核機制，日後通識科若與其他科目一樣，以標準答案為主，將失去課程的原意；然而若缺乏客觀標準，可能會引起很多爭拗，對此教統局與考評局必須小心處理。

此外，單單教統局的支援並不足夠。正如不少老師承認，教育界過去接觸層面比較窄，也不是每位老師皆熱切關心時事；面對新的形勢，教育界也要自強不息。學校方面，亦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在校園推動關心社會風氣，例如舉辦講座、論壇或辯論比賽，讓學生在初中階段，已為通識教育做好準備。

然而，推行通識並不只教育界的事，亦需要整體社會的配合。香港中小學過去一直推行「填鴨式」教育，「補習天王」其門如市，老師與學生早已習慣標準答案，只求掌握考試竅門。此外香港報章多有既定立場，具水準的分析或評論較少，內容更往往非黑即白。另一方面近年網上討論趨向語言暴力；少數意見未獲尊重；政治生態被簡化成保皇與反對兩派，陰謀臆測比傳統報道更吸引。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中，要培育學生獨立思考，分析與批判能力殊不容易。

說到底，學習不單只是知識，老師的善誘，家長的身教，睦鄰的相處都非常重要，而這些亦曾經是我們成長的一部分。可惜今天已情景不再：老師工作過重，士氣低落；父母工時過長，精力有限；鄰居如陌路，鮮見守望相助與分享人生經驗。要成功推行通識教育，必須先改變社會風氣，無論是家長、教師與社會各界都要深切反省，做好準備迎接這場新挑戰。

原文刊於 《明報》- 《論壇》…

兩周前，香港發生3.5級地震，當時我正在辦公桌前，埋頭埋腦看文件，突然，整間房及窗門都在震動，好像有人在背後猛力推我的椅子似的。我下意識地望着房間裏的會議桌，是否應像日本或台灣的小學生作地震演習時般，爬下去躲避———這是地震嗎？躊躇之際，只不過是兩秒的時間，震動停止了；我當時想，也許是附近異常大規模的建築工程，不必大驚小怪；到晚上看新聞時才知道這原來真的是地震。

「原來香港都有地震」是不少香港人的事後感。香港不處於地震帶，正因如此，我們往往忽略了它的威脅，沒有好好地提高危機意識。事後天文台長出來大派「定心丸」，香港400年才有一次強烈地震，而且樓宇堅固，影響輕微。這正是一般香港人期望的回應。每次毒魚、毒菜事件，以及當年沙士早期，政府的例行反應，就是安撫市民毋須擔心。

其實，不只是地震，香港沒有海嘯、洪水、火山，或是戰爭暴亂等危機，是一塊福地；香港人有福氣，但也被寵慣了。記得前紐約市長朱利亞尼在他所寫Leadership一書裏，提到要為競選作準備時，其中一方面就是諮詢專家，當紐約市遇到突如其來的各種災難，應如何保衛市民。這訓練在911事件中便發揮了作用；朱利亞尼的表現，使他成為當年全球矚目的風雲領袖。

不少美國電影都有關恐怖襲擊、世界末日、外星人侵佔地球等，而天災空難等題材更是不勝枚舉。香港當然沒有美國所面對的各種風險，但天有不測之風雲，無論身在香港或到外地旅遊公幹，隨時都可能遇上意外。這次突如其來的小地震正好提醒大家，增進危機意識，好好裝備自己，總不會吃虧。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多年來，在香港本土或國際社會，香港政府常將「積極不干預」掛在嘴邊；如今特首閒說一句，政策悄 然而終。

特首曾蔭權出席「十一五與香港發展」會議時表示，香港政府一直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早已銷聲匿迹。此話一出社會嘩然，關鍵不在於「積極不干預」是什麼金科玉律，特區改不得，而是多年來，在香港本土或國際社會，香港政府常將「積極不干預」掛在嘴邊；如今特首閒說一句，政策悄然而終。直至被記者問到現時學校仍教導學生「積極不干預」時，特首始聳聳肩回應：「那就教錯了！」儼如這已廣為社會知悉，只是教書先生及記者懵然不知而已。

對於此，有論者謂不要大驚小怪，「積極不干預」只是理念，不是政策。但理念豈非較諸個別政策來得重要？理念是政策的指導方向，若以國內術語相比，理念等同領導人的思想，一聲令下，大家齊齊學習。因此，理念的改動或制訂牽一髮動全身，相較個別政策的更改，其所需經過的討論應更為嚴密，絕非一個人說了就算。

猶記得2000年，身為財政司長的曾蔭權，在財政預算案辯論中，引述夏鼎基爵士對「積極不干預」的闡釋，其後亦多番以「積極不干預」為盾牌，拒絕不同行業或界別要求政府更積極的介入。此種種迹象，均令市民相信「積極不干預」是政府用以拒絕各界要求當局在不同政策擔任積極角色的擋箭牌。

受到全球化的經濟壓力，再加上經濟轉型，香港要與內地規劃經濟配合，是可理解的。但任何一項行之經年的政策或理念的制訂或摒棄，也應經過醞釀、充分討論及正式公布，而非特首如此戲劇性一句「那就教錯了」，一切頓然消失。

「積極不干預」強調經濟運作應由市場機制自行調節，從不等於政府什麼事也不用做，其理念是指政府應透過立法或其他措施，搭建公平競爭平台。這與特首高調讚賞的「大市場、小政府」，存在什麼分別？

政府昨晚發放了一篇特首的署名文章，意在澄清小政府的原則，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意謂：市場能持續發展時，政府不應干預(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intervene into any sector of the market,which the private sector can sustain on its own)【註】；反過來說，是否政府有時應干預市場？但怎樣才是不能持續發展？干預範圍又如何界定？看完整篇文章也沒有答案，只提到公共開支不應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兩成。那是否只要公共開支低於這個比例，政府便可以隨時介入市場？

現時，特首通過小圈子產生，背後的政治交易社會無權置喙，加上政府操控大量公共資源，經常帶團北上尋商機，無異令人擔心政府會否傾斜於某些商家，在經濟上也來一套親疏有別。若新思維表示政府將會扶助某行業或界別甚至機構，那客觀的準則是什麼？

過往，在遇上經濟轉型引致勞工失業等問題上，政府不時大打「不干預牌」，重申市場經濟自動調節，政府不宜干預。新思維是否暗喻特首將會推動勞工權益，訂立最低工資？這一切均有待曾蔭權進一步交代。【作者註：引述的一段文字只存在於英文版，中文版則沒有。】

原文刊於 《明報》- 《論壇》…

〈聖若望福音〉第6章51至58節，耶穌說祂的肉是真實的食糧，祂的血是真實的飲料，對不信教的人來講有點匪夷所思。聖馬加利大教堂一位神父講道理十分精彩。短短十分鐘，他以十多個故事或生活例子，解釋古老的經文，深入淺出，令人明白道理所在，銘記福音的教誨。

什麼是真實的食糧和飲料？神父請大家想想怎樣才是真的母親，他提到大家耳熟能詳的所羅門王故事。兩位婦人同時聲稱自己才是初生嬰兒的母親，聰明的所羅門王拿起劍，作勢將嬰兒砍開，一人分一半，真正的母親連忙說自己只是假冒，寧願將嬰兒讓給另一位。真正的母親有願意犧牲的精神。

神父又再講述〈舊約〉逾越節的故事，猶太人吃了羔羊，將羊血塗在門上，逃過大難，耶穌正是〈舊約〉中被宰殺以救人的羔羊，他有願意犧牲的精神。

所羅門王如何分辨真與假的盆栽？他打開窗子，蜜蜂自然會飛向真的一盆。真實的食糧對身體有益，正如真實的花朵有花蜜。神父問什麼是Food，對身體有害的垃圾食物？小孩子大聲說是薯片漢堡包。神父再問，那什麼是精神上的JunkFood？他一口氣舉出很多娛樂和八卦新聞。這些便是精神的垃圾食物，讀了對我們沒幫助。較特別是他提到最近30名狀元及傑出學生接受旅遊公司贊助免費遊埠，他慨嘆錦上添花的多，但有多少人會雪中送炭？

從《聖經》故事或日常生活，從伊甸樂園到今天社會，人類依舊是抵不住引誘，對身體有害的垃圾食物，從來比能得永生的真實食糧更令人垂涎。雜誌刊登藝人換衣服的偷拍照，各界呼籲罷買。但除了這一本，市面還有大量類似的八卦雜誌，我們能夠持之以恆，向這類精神JunkFood說不嗎？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廣播事務管理局擬擴大規管範圍，將加諸在新聞及時事節目的「準確無誤」及「持平公正」兩大要求，延伸至另外四類較輕鬆的資訊性或教育性節目，包括財經及金融、醫療及健康、問答比賽及兒童節目等。社會對節目水平要求日益提高是理所當然，但過多的規管，只會令製作人為免被抽後腳而礙手礙腳，減低創意。

資訊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政府從不輕率出招干預資訊內容，為了加強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更多番撤去廣管局檢審節目的權力。早年，政府銳意修訂多項條文，分別於九三年及九六年廢除《電訊條例》(第52章)第36條及第13C(3)(a)條，撤銷廣管局透過發牌，規管電視及電台播放某些節目的權限。

以公眾投訴數字作盾

可惜，傳媒公信力每況愈下，投訴數字上升，廣管局趁機以公眾投訴節目內容失實的數字為盾牌，演繹為公眾對節目準確性的要求及期望，建議開倒車，將一般娛樂性節目也通通收歸五指山下，納入業務守則的規管範圍。

資訊節目需要準確，尚算合理；然而，憑藉投訴數字多寡去決定節目是否持平，卻嫌有點兒戲。要知業務守則無可能巨細無遺地列明甚麼內容符合準確及持平標準，不同演繹存在不同程度的寬緊。廣管局究竟憑甚麼客觀標準，判斷內容是否持平？界綫如何劃分顯得十分困難，當局顯然不是訂立這類如斯敏感準則的恰當機構。

其實，有些界限或標準是社會公認不可踰越的，譬如涉及淫褻或人身攻擊的題材，法律亦已作出規管。例如，廣管局就森美、小儀最想非禮女藝員一事嚴懲兩位節目主持。至於文字傳媒，最近鬧得熱熱鬨鬨的鍾欣桐被偷拍事件，法律層面上，除了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依法判決外，當事人亦正循民事途徑索償，來自社會的譴責之聲不絕於耳。倘若依然未有足夠阻嚇，可考慮加重刑罰甚至重新立法。

社會有足夠能力制衡

說實在的，除了這些已被廣泛接受的界限之外，實在難以訂立客觀標準。一個言論自由及極為分化的社會，正如英文俚語所說「一人的肉是另一人的毒藥」，廣管局如何判斷節目是否持平？我們應相信社會有足夠能力作出制衡，收視率以至廣告商及市場的意見，較諸廣管局一言堂好得多。愈是缺乏客觀標準的指引，愈是容易被選擇性地濫用，像一把無形的尺架在傳媒頭上，賦予當局大阿哥的地位，隨時抽傳媒後腳。

現時，在節目內容監管方面，廣管局染指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不宜擴大。所有持牌廣播機構均須遵守牌照條款，業務守則及其他相關法例的規管。廣管局亦可藉《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19及20條賦予的權力，規管電台持牌機構所廣播的節目的標準。根據《電訊條例》第13M條，當局亦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頒令禁止廣播某些可能煽動仇恨、導致破壞整體治安或嚴重損害公眾健康或道德的節目。

近年，社會強調通識教育，重視批判性思考。聽眾或觀眾並不是被動的接收者，有責任在欣賞節目之時，同時具備批判角度，自行加以過濾節目內容，而不是全盤接收。涉及傳媒的監管，切記從整體利益角度出發，平衡社會對言論自由的渴求。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 《雙龍會》專欄…

香港的定位固然重要，但一般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的生計又怎麼樣？尤記得在答問大會當日，曾蔭權宣布召開這個經濟高峰會時，有勞工界議員隨即反問，特首你為什麼開的是經濟高峰會，而不是民生高峰會？

上星期，政府密鑼緊鼓為昨天的《「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作準備之際，勞工界猛然展開連串靜坐及絕食行動，爭取曾蔭權在下月的施政報告明確提出最低工資立法。表面看來，兩者是獨立事件；但若仔細分析，兩件事背後的脈絡有迹可尋。

曾蔭權上任後，面對多項棘手的議題，都選擇繞過立法會和現有渠道，另立新組織處理：政改方案未能通過，便交由改組後的策發會討論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西九龍的單一招標模式得不到社會廣泛支持，便「放下包袱」，另立諮詢委員會跟進。至於經濟高峰會，則是為了回應第十一個五年規劃而召開，目的是為了鞏固香港作為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制定具體策略。特首更強調論壇並非一次過，而是處理問題的「實務組織」。四個專題小組將吸納專家意見，制訂具體的行動綱領云云。

面對這層層疊疊由特首委任的、高層次的委員會和論壇，一般人難免會問，政府內部的職責分工哪裏去了？特首的智囊不是中央政策組嗎？策發會轄下不是有經濟發展及與內地經濟合作委員會嗎？况且，經濟政策不是主要由財政司長主導的嗎？但我們得不到答案。總而言之，宏觀的經濟定位問題非常逼切，必須全民全力以赴，保住「三個中心」。

可是，問題來了：香港的定位固然重要，但一般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的生計又怎麼樣？尤記得在答問大會當日，曾蔭權宣布召開這個經濟高峰會時，有勞工界議員隨即反問，特首你為什麼開的是經濟高峰會，而不是民生高峰會？

曾蔭權上台後，對商界是一如既往地親近，對公務員則有五天工作制和恢復招聘，對鄉事派則有放寬丁屋建築限制，縮短輪候期限；政治上則當然是親疏有別，以政治委任作關係籌碼。但勞工界多年來爭取的最低工資立法，卻仍然是「交由勞顧會討論」，亦即仍然遙遙無期。政府更提出以社會約章來取代立法最低工資，那真是天大笑話。

訂立最低工資不單是逼切的社會議題，更是國際義務。《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基本法》第39條在港實施，其中第7條訂明，給予所有工人的報酬，最低限度應「保證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得有符合本公約規定的過得去的生活(adecentliving)」。可是，最低工資這個問題在香港討論經年，幾乎沒有寸進，甚至出現市場工資跌至綜援水平以下的荒謬情况，政府仍然不為所動，難怪勞工界群情洶湧。

勞工界建議，以本港現時綜援受助人每月平均援助金額(2738元)，乘以就業者連自己在內須供養的人數(2.05人)，所得出的最低生活水平工資(5612元)，再加上小量交通費和外膳費，訂立最低工資水平，是有數據可稽的合理方案，並非開天殺價。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水平，先為個別行業立法還是全港立法，當然可以討論，但至少應踏出第一步，明確開展立法程序。正如英國低薪委員會前主席戴納所說，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只有一個關鍵條件，就是政府的決心及態度。

原文刊於 《明報》- 《論壇》…

又是九月機場送別時。

對我而言，暑假的定義最清楚不過。什麼時候女兒回港一家人共敘天倫，就是暑假的開始；機場話別，標記着暑假的結束。

與往年一樣，一家人依然到新西蘭皇后城滑雪，享受藍天白雲，山明水秀的景色。當然還有清新純淨的空氣，二女兒在香港不停地打噴嚏，一到皇后城就自然停止。

這裏的人都喜愛大自然，更喜愛家庭生活，星期天總是一家人去釣魚、遠足、爬山。即使平日，只要天氣好，昨夜下一場新雪，早上便推遲兩小時上班，先到山上滑雪兩小時。他們取笑美國人不懂放假的情趣，即使身在皇后城，午飯時仍然要回酒店透過長途電話開會三小時，再開車上山繼續滑雪。這方面香港與美國何其相似，香港人一天廿四小時都開着手提電話，不少人亦帶着Blackberry收發電郵，天涯海角，無時無刻都在恭候。多少次接通別人手提電話，才發現吵醒了正在外埠熟睡的朋友，不明白他們為何不關掉電話，爭取安睡的時間。

一家人旅行，即使是一些平常瑣碎事，到超市購物，弄早餐，洗碗，抹枱都是生活情趣。唯一最不願意做的就是晚上要開電腦查電郵，看報紙，收拾心情返回現實世界。

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做父母與女兒的角色好像有點對調，從前什麼事情總要親力親為。女兒長大了，不單只有自己的主意，而且還會替父母作主，也願意作跑腿，特別是今年，兩位女兒都考了車牌，很多事情都樂意為父母效勞，不用我們操心。

今年暑假有點特別，大女兒已大學畢業，跟着數年的博士生涯，再沒有一連兩個月的暑假，又再過幾年，女兒有自己的工作或成家立室，像這樣每年一度的天倫暑假還有多少次？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經歷16個月的拖拉與折騰，出身《文匯報》、被視為傳統左派人士的資深中國線記者程翔終因間諜罪成被判囚5年。對於一個克勤克儉、窮大半生精力貢獻國家的愛國者，竟被指為了金錢出賣國家，傷痛最深莫過於此。難怪曾與程翔在《文匯報》長期共事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也慨嘆：「這樣的結局傷盡天下屈原心。」

特首曾蔭權評論程翔案時強調，香港不能干預內地的司法制度，正如內地也不會干預香港，這類「河水不犯井水」言論大有市場。然而回看過去一年多的事態發展：程翔被扣留16個月，其間沒有律師代表、不准與家人接觸、內地當局又遲遲不起訴；及至聆訊展開，歷時卻僅1天，官方公布的案情更前後矛盾；以上種種，哪一點算得上是司法程序？

程翔是傳媒中人，唇亡齒寒，案件自然引起新聞界關注；相對而言，關心程翔案的港人卻不算多：早前為程翔舉行的燭光晚會，參與者亦不過是寥寥百人。事實上，近幾年內地當局拘捕記者與維權律師，侵害新聞自由與人權的例子愈來愈多；不知是否因為見慣不怪，又或者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港人對於這些事件卻逐漸變得麻木。

然而，對於不公義行為噤若寒蟬，等於助紂為虐。當我們習慣了沉默，甚至為當權者行為找尋種種藉口；不知不覺之間，社會底線已逐漸向後移。教人憂慮的是，這種消極態度將反過來影響香港社會：當我們開始認同內地種種的不公義，日後類似事件在香港發生，我們未必像從前那樣嚴聲譴責，這溫水煮蛙的效應，最終令香港跟中國的一制接軌。

事實上，回歸後在涉及中港關係上，香港社會早已出現自我審查的情况：年前人大否決07、08雙普選後，有人批評民主派繼續堅持爭取是挑釁中央；亦有人強調既然中央對特首有最終任命權，在制訂特首普選方案時，有必要在提名方面訂立高門檻，確保中央不接受的參選者被摒諸門外。然而，沒有真正的普選，還談什麼「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在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港人不應干預內地事務，然而這並不等於看到不公義也不發聲。在程翔案中，當事人被長期隔離拘留，甚至被一些傳媒抹黑，指他「包二奶」；若不是被指「二奶」當事人勇敢站出來澄清，輿論對程翔看法隨時逆轉。

說到底，在不干預司法的大前提下，對於疑犯獲得公平聆訊有一個普世標準，像美軍虐待囚禁在關塔那摩基地的涉嫌恐怖分子，同樣遭受國際社會譴責。北京領導人若要打造世界大國，便不能只搞經濟與外交，必須改善司法制度與加強民主，保障公民權利。

這次程翔被囚，受到打擊最大的傳統左派人士，他們眼見程愛國大半生，為兩岸溝通努力奔走，竟換來如此下場，怎不感到心寒？然而他們縱使私下努力為程翔奔走，卻未敢公開指斥當權者的不是。相對而言，程翔一直忠於自己的工作，對於內地壓制言論及其他錯誤亦敢於批評，期望國家進步，這樣才是真正愛國者所為。

原文刊於 《明報》- 《論壇》…

與何俊仁相識三十四年之久，當年我在港大念法律，他是高我一屆的「大仙」。學生時代的何俊仁跟現在沒有很大分別，當年已是出名的愛國分子，抗日、保釣、維權總是站在最前線，是典型頭上綁紅巾，心口掛個「勇」字的熱血青年。

何俊仁是支聯會核心成員，多年不能返回祖國，但愛國心沒有絲毫減退。中日歷史他如數家珍，比歷史老師更加說得動聽及詳細。多年來他不斷奔走各地為慰安婦討回公道，抗議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幾經辛苦籌款之後，又冒着性命危險出海到釣魚島宣示主權。還記得一次我與他一起抗議填海，他在船上跳海游回皇后碼頭，風大浪急水濁，只見蒼白的他在海中心浮浮沉沉，被拖回來已面無人色，但回氣過後又談笑自若。很多人都關注內地維權律師，但只有何俊仁持續每星期三都為聲援他們而絕食，他那份堅持，我只有敬佩的份兒。

不少同業都知道何的律師事務所經常為小市民伸張正義，很多時根本無利可圖，這是他一貫作風，為別人設想不望回報，在香港這功利社會實屬異數。

何遇襲受傷第二天早上，我到醫院探望他，親朋戚友都面有憂色，倒是何本人笑嘻嘻安慰我們不用擔心，勸告女士不要太貪靚拚命瘦身，被襲擊有些肥肉幫助，可減輕傷勢。何被毆打後坐在地上血流不止，但兇徒離去後他最緊張第一件事就是尋找遺失了的結婚戒指。在血腥慌亂中依然留意婚戒的丈夫有多少人？

何俊仁強調他不會向惡勢力低頭。他無心做英雄，但若屈服，他一直堅持的信念與工作便變得沒意義。其實，正因為他有一顆無懼無私的赤子之心，才可以三十多年來走了一條常人不會走的路，但願警方早日破案。祝福何俊仁一家。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