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的紅灣事件充分顯示，市民愈來愈關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然而，香港的廢物量增長速度比人口增長更快，也是不爭事實。1986 至2001年間，香港人口增長22%，但期內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包括家居和工商業廢物）卻增加了58%。2003年香港產生583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 其中345萬公噸即約六成須棄置於堆填區。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家居廢物只有約14%循環再造，其餘86%以每天7,400公噸速度，送到壽命僅餘7至11 年的堆填區，「眼不見為淨」地處理掉。

優惠租金 增競爭力

這顯非長久之計，政府在1998年發表「減少廢物綱要計劃」， 又在2001年就廢物數量、整體回收率和家居廢物回收率訂下目標，結果回收的廢物增加了，但棄置的廢物並無減少，反映措施成效不大。今年施政報告提出興建 回收園、實施環保採購政策、推行強制性產品責任制、以及考慮訂立回收法例等，這些大動作相信有助實現減廢目標。

位於屯門的回收園計劃早 在2001年展開研究，第一期原定去年落成，後來一再拖延，現在終確認在06年底啟用，總算是遲來的「德政」。本港回收業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租金、收集廢物 和運輸成本昂貴，抵銷了廢物的價值。回收園以優惠租金出租，又比鄰內河碼頭，可協助回收業提升競爭力。

不過，回收園的管理營運必須小心 考慮一些問題。首先，回收園是香港整體廢物管理政策的一部分，是以土地及政策優惠推動本土回收業發展，促進循環再造，減少堆填區負擔。故營辦商處理的廢物 必須全部或大部分源自本地，否則政府以3億多元公帑建回收園，到頭來變成資助處理外國廢物的回收商，環保徒然成為工業優惠政策的幌子。

屋苑分類 一舉兩得

另一個重要考慮是銜接問題，回收園應配合現有回收行業發展，舉例來說，本港的中小型廢紙打包商及出口商，為節省運輸成本，多集中在觀塘和柴灣等接近廢料源頭的工商業區，遷入回收園反未必符合經濟效益。回收園應成為再造及出口的集散地，接收各區運至的廢料。

回收再造的產品，因未能大量生產，價格或比同類產品昂貴。但從另一方面看，一般產品價格較低，只因未有全面反映其生態成本。政府實施環保採購政策之餘，也應鼓勵商界採納類似政策，為這類產品創造市場。

更重要的是加強回收系統，鼓勵市民從源頭開始將家居廢物分類處理，這樣回收商將更易取得可回收物料；屋苑從中賺到的費用，可用作補助管理費或向清潔工發 放獎金。若效果未如理想，政府應向家居廢物徵收費用，以收立竿見影之效。長遠來說，更應研究是否應引入最新型的高溫處理設施，以盡量達致「零堆填」。

污者自付 外國成功

處理廢物所費不菲，各大先進城市早已以落實污者自付原則，香港則仍在努力追趕，最近才通過開徵建築廢料處理費。一向以來，香港的廢物處理費用由庫房負 擔，棄置廢物表面上完全免費，其實隱藏了整體納稅人的財政負擔，以至影響後代的生態成本，也變相鼓勵了浪費的惡習。按量徵費減少廢物的成功例子多不勝數， 如南韓自95年開始按量徵收廢物處理費，兩年後15個省市的廢物減少約三成，可回收物料也增加約三成。( Cook, B. and Gordon Ng，“Sustainable Waste Management。”Terri Mottershead 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主席女士，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矢言要提高施政水平，其實要改善管治，一個基本元素是“提高透明度，建立一個開放政府”。基於上述原因，我支持涂謹申議員的議案，以及另外3 位議員的修正案。

有人認為訂立資訊自由法，最大得益者是傳媒及壓力團體，可能亦包括議員，剛才很多同事都是這樣說，讓他們有更多機會揭露政府不好的做法。然而，如果我們看看西方國家的實踐經驗，以美國為例，資訊自由法的最主要用家反而是商業機構；商界運用法例，索取競爭對手的資料，務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由此可見，訂立資訊自由法，對於促進競爭，改善營商環境亦有一定益處。

我們四十五條關注組的4 位議員，同意會各自就本身特別關注的範疇，討論資訊自由法的重要性。所以，我要談談教育。

日前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中，有大學與教育界代表指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撥款黑箱作業，背後其實是由教育統籌局（“教統局”）操控。當我們詢問教統局，教統局解釋，因為大學教育要配合人力市場，而政府要預計未來人力需求，所以，他們會指示教資會怎樣安排這些學額。然而，教統局的人力或市場估計是否準確，我們頗懷疑，如果有資訊自由法，如果將這些估計或建議全部公開給大家或專家一起討論，一定有所幫助。試想想政府每年用在大學的經常撥款達100 億元，當中如何決定優先次序，一定是有爭議的，若增加透明度，則教資會在分配資源時必定要更嚴謹、公平，以免招人話柄；大學、教育界以至其他公眾人士掌握更多資料，亦能給予更客觀的意見，促進公眾討論。其實，這種說法適用於所有其他政策範疇的一些資料，可以幫助大家決定政策的優次。

剛才湯家驊議員發言時提及紅灣半島，他表示很多時候須由議員介入才可以取得資料。這點使我想起我在今屆初當議員時，第一件關注的事項便是小班教學，我致函羅范椒芬，詢問小班教學是否真的要花很多錢及數目是如何計算出來。第一封信所得答覆說要36 億元，我一看有關資料是截至2002年，於是便再致函詢問2004 年的數字，她回信說，不是36 億元，而是31億元。這數字是怎樣計算出來呢？每班需款80 萬元，基於人口估計，如果要推行小班教學，便會增加三百多班，經計算後便需款30.8 億元。

同一道理，人口估計又是怎樣計算出來呢？或該80 萬元怎樣計算出來呢？如果不是議員致函詢問，其他人士又怎可以得知呢？此外，最重要的是，現時人口下降，學生人數下降，節省所得的金錢，又會用於甚麼地方呢？公眾是否應該知道呢？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對於監察政府、討論政策的優次及如何運用我們非常寶貴的資源方面，這些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有關環保問題，大家都很關注空氣污染的問題。政府經常強調正與廣東省當局緊密合作，今天廖秀冬局長便說，務求在2010 年達致減少污染物排放的指標。然而，有關兩地討論內容，公眾所知有限，無從判斷政府能否如期達成指標。如果政府提供更多資料或我們有了資訊自由法，政府一定要提供這些資料，亦有助研究相關問題的學者與關注團體提供專業意見，集思廣益，以求早日改善這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此外，我想說一說私隱的保障。我在上一屆立法會當議員不久，便曾提過這個問題，因為政府很多政策局都經常翻查市民的資料，究竟這樣翻查市民的資料，是否符合有關私隱條例的一些例外情況，還是經常違反私隱條例，市民是無從得知。當我詢問政府時，政府便說我可以作出投訴，但我根本甚麼也不知道，亦不知道政府有否翻查我的資料，我又如何投訴？所以，這個問題特別須留意，因為現時既有智能身份證，而護照也要有DNA，政府要查看我們的資料是非常容易。但是，連議員也不可以幫市民索取到有關資料，所以必須有資訊自由法，使普通市民也可以在法律上有權利，要求政府向他提供有關紀錄，亦可以知道政府是否經常違反私隱條例，翻查他的資料，還是符合私隱條例規定的所有保障。所以，主席女士，董先生既然說要改善施政，如果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期望政府今天便踏出第一步，希望稍後何局長回應時，支持我們這項資訊自由法，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香港教育正進入關鍵時刻，即將推行的“三三四”學制改革及課程改革，對於教育發展影響深遠。老師培訓與教職員士氣、學生語文水平以至教改的成敗，都關乎本港能否提升競爭力，影響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今年的施政報告，在教育部分提出多項措施：為低收入兒童提供課後學習及支援服務，回應社會對貧富懸殊關注；推行專科專教，有助提高教學效果；至於增加大學二、三年級學額，亦能夠為副學士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機會。以上種種皆值得肯定，但市民更關注的，是未來教育發展的大藍圖。

教育應該從小做起，但政府一直忽略幼兒教育。根據業界提供資料，現時全港八千四百多名幼兒教師，當中有6 000 位尚未取得訓練證書。最近教育學院被大削三分之一經費，首當其衝的正是幼師培訓。據教育學院透露，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原本要求在2006 年取消該院幼師訓練證書全部學額，最後在他們據理力爭下，才得以保住其中200 個。即使加上其他院校學額，估計幼師要輪候6 至7 年才能取得有關資格。政府歧視幼師培訓，可說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小學方面，施政報告提出讓12 班或以上的公營小學增聘1 名老師，改善教師與班級比例。這是一個進步。我始終認為，要落實“樂善勇敢”的教育目標，追求優質教育除了我提到的師資培訓外，關鍵依然是推行小班教學 ― 我很高興剛才聽到劉教授發表同樣的意見 ― 以及減低教師的授課節數。

董先生強調政府對推行小班態度是積極的，李國章局長最近提出新小班方案，建議讓受歡迎及錄取較多貧窮學生的小學優先推行小班，這一點我不反對。李國章局長同時提出，受歡迎與收生不足的學校合併，以便騰出地方推行小班，不過，我擔心合併可能會產生不少實際問題，就像李局長上次“逼婚”一樣。我亦想指出，收生少的學校，不一定表示學校辦得不好，有些家長便因害怕傳統名校壓力大，寧願讓子女入讀收生少的學校，以獲得更充分照顧。

我不反對“殺校”，但不同意將收生人數作為“殺校”的唯一指標，況且要達致優質教育，更不應純粹從市場角度考慮。再者“小班還小班，殺校還殺校”，小班既然好，政府既然說態度積極，便應以實際行動配合，而不是待“殺校”後才推行。

就 “三三四”學制改革，首輪諮詢最近雖已完結，但有許多問題依然未有共識，此外教統局完全忽視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我很高興李局長同意我上次在立法會的要求，會在年中作第二輪諮詢，推出一個更詳細的諮詢文件，包括特殊教育方面。對於李局長最近提出將通識教育科評分簡化為“合格”、“不合格”及“優良”3 個等級，這一點我是同意的，我個人亦希望通識教育可盡快推行，但不能忽視很多家長及教育界人士的疑慮。基於通識教育始終是比較新鮮的事物，無論是培訓老師，以至制訂一套為各方接受的評核機制，皆需要很長時間，必須小心行事。

有關大學教育問題，不能不談的自然是削資爭議。近幾年，我們看到大學的班級越來越大、導修課名存實亡。有大學講師來到立法會告訴我們，教書像開演唱會。更值得留意的是，預留經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中央調撥的大學經費，將由2004-05 年度的2.03 億元，大幅增加至2007-08年度的4.96 億元，增幅高達144.5%。許多大學學者皆批評有關撥款準則不清晰，事實上，教資會主席林李翹如去年亦說過，未來3 年會先抽起給院校一成撥款，然後視乎院校表現是否“符合角色”才予發還。她甚至說：“扣多啲零用，個仔至聽父母話”。綜合種種情況，教資會似乎想加強對院校的控制，建立“聽話”文化。如果以這種思維和撥款模式加強對大學操控，勢將後患無窮。沒有穩定的來源，大學難以計劃長遠的課程發展，只能倚靠開展短期、浮動的項目為生，打擊教職員和學生的士氣。此外，當院校競投項目補助金時，往往只開辦有市場潛力的課程，務求得到最大回報，因而放棄具學術價值的學科；教資會審批申請時，亦可能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去撥款，直接影響項目質素。更甚者，院校自此要仰政府鼻息，嚴重扼殺大學的自主權。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語文教育問題。最近多份報章披露，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將於下月出籠，當中更有大字標題說“英中大屠殺”，指政府將收緊英文中學的資格，要成為英中，必須最少有85%新生在準中一生編班試中取得“適合以英語授課”資格。我擔心小學的英語基礎不打好，中學未能收到所需學生，即使有更好的老師，更完善的配套，香港英語水平仍然是每下愈況。因此要做好英語教育，同樣要由小學開始。

事實上，近年到海外升學的本地學生越來越多，其中包括我的子女，我環顧身邊的朋友，他們絕大部分12 歲以上的子女都在外國讀書。據英國文化協會統計，在英國留學的港生由1998-99 年度的12 900 人，逐步增加至2001-02 年度的17 310 人，至於到澳洲、美國與加拿大留學的港生亦呈增加趨勢：不少本地家長以實際行動，對本港教育制度投不信任票，情況值得當局注視及反思。

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是提高教學質素，以學生利益為先。對於資源運用，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有強烈反對意見亦不等於做show，我希望教統局能夠盡量公開資料和數據，讓公眾可參與討論政策優先次序，而不是由教統局一言堂，我更期望李國章局長能視整個教育界為他的夥伴，朝上述目標邁進，這將會是香港之福。

多謝主席。…

主席，1999 年的施政報告有這一段說話︰“香港空氣污染已相當嚴重，而且還可能惡化，十分不利市民健康。防治空氣污染，不能再拖下去了。”這已經是6 年前的話，政府明明知道問題嚴重，便說不能再拖。政府明明知道要盡快和廣東省商討，解決區域性污染的問題。6 年來，我們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時至今天，香港的空氣污染仍然不斷惡化，實在令人十分憂慮。

其實，單單用“惡化”一詞，仍不足以形容問題的嚴重程度，更準確地說，空氣污染是急劇惡化，破紀錄地惡化。因為去年有18%時間出現能見度低的情況，即6 天內便有1 天，創歷史新高。中環路邊空氣監測站錄得超標的時數，竟然高達766 小時，比前年同期增加四倍，旺角亦急升近兩倍。主席，這些數字可謂觸目驚心。

雖然如此，但今年施政報告在防治空氣污染的問題上，並沒有多大的新意，仍然是重複2010 年減少污染物排放量的目標。向本地電力公司訂出排放總量上限，本來是好事，但可惜並無時間表，不知何時才能實現。至於局長上任時已經提到的排污交易計劃，則只會在明年第三季才向電廠介紹計劃的細節。

內地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佔整個珠江三角洲八至九成，假如不能對付這些主要污染源頭，香港所做的工夫，只會徒勞無功。內地電廠違規營運，是因為經濟高速發展，用電需求不斷增長。我最近也看見黃華華省長指出，這是為了香港好才出現的，因為當地要幫我們做那些工廠的工業。可惜，許多香港和內地官員的心態依然是“經濟至上”、“發展是硬道理”。如果整體的發展策略是縱容或忽略污染問題，只是由個別部門負責監管或檢控，那就如周圍的人正在燃點火頭，但只有一小隊人在救火，試問這樣又怎能解決問題呢？

主席，其實，我也說過許多次了，就是我十分希望行政長官能像重視經濟般重視環保，做一項環保的CEPA，即那個“E”不是指經濟，而是指環保的“Environment”那個 “E”，簽訂一個環保CEPA，將環境保護列為規劃經濟發展內的重要考慮因素，從源頭上減廢，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其實，在環保方面，香港真的要下定決心，加一把勁。要不然便永遠做不好，只憑教育，沒有懲罰，沒有利誘，問題只會繼續惡化和累積，並禍及後代。

至於廢物管理方面，回收園在一再拖延後終於落實興建，這是值得歡迎的。不過，營辦商處理的廢物應該全部或大部分源自本地，這樣才能夠減少本地的廢物。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改進本地的回收系統，尤其是在城市，樓宇規劃上必須做得更好。與專業界攜手合作制訂指引，規定新落成住宅要在各樓層設置分類回收箱；又或提供其他利誘措施、環保措施可以有地積比率或其他方面規劃的優惠。長遠來說，我認為我們應該考慮徵收家居垃圾費。台北市就是使用那些規定的垃圾袋，如果不買那些垃圾袋處理垃圾，垃圾便不會獲得處理，而垃圾袋的收費則按不同大小訂價，價格中亦包括了處理垃圾的費用。

至於產品責任制，歐洲聯盟（“歐盟”）和日本等先進地區其實已經推行了一段時間，香港亦早應該引入。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可惜只建議在廢車胎方面先推行。其實，電子廢料和即棄電池這一類會發放有毒物質的廢物，以至膠袋和發泡膠這些破壞環境生態的包裝物料，政府應該以環保稅的形式作出管制，鼓勵市民轉用污染較少的代替品。我記得蔡素玉議員在報章上提出我們可以立例禁止超市用膠袋。其實，只要指令那些超市使用膠袋須徵稅，而非環保的膠袋則加重稅款，便已經可以很快令市民改善生活習慣。自從我擔任議員後，每年我見到財政司司長，都會向他提出環保的意見，但不知何故，一直也沒有回音。

最後，我想談談天然氣的政策。使用天然氣可以減少化學廢物和空氣污染，但每當我們提及天然氣，大家只從經濟角度考慮，我希望大家亦可從環保的角度出發。許多國家都開始以天然氣取代煤氣和其他能源，例如上海已經逐步轉用天然氣，將會在2010 年完成。香港現有的輸氣網絡，其實可以改為應用天然氣，但轉換工程牽涉不少費用，煤氣公司未必肯自行轉換。我希望政府能夠制訂引入天然氣的政策，訂立具體時間表，將煤氣逐步轉為天然氣，使我們有一個更清新的環境。主席，謹此陳辭。…

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有兩項新猷，第一，董先生以頗長的篇幅“查找不足”，首次承認一般市民其實早已知道的事實，就是他經常掛在口邊的名句“急市民所急”及“想市民所想”，在這7年來他根本沒有做到。接下來，行政長官的解決辦法是甚麼呢？他又再說是更細心聆聽民意，吸納更多有代表性的人士加入各類諮詢架構，以及檢討區議會功能等。全部也是新瓶舊酒，是屬於聽了很多次，但依然是沒有落實的空談。

大家其實也聽過“狼來了”的故事，說了一遍，再說第二遍，第三遍再如此說時，便沒有人會相信了。事實上，行政長官在2002年推行問責制時，已經承諾會迅速回應民意，直至2003年50萬人上街，他又重複說會進行多方面諮詢，到了2004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提出強化資訊架構，吸納更多中產人士。到頭來，中產與普羅市民依舊不滿。今年的2005年施政報告，我們看到董先生一方面強調會聆聽民意；另一方面，他又拒絕出席電台及電視台的phone-in節目，甚至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一致同意邀請他再次出席立法會的答問會，他也拒絕了。他只願意出席那些指定人士參加的諮詢會，然後在會上告訴他們，他怎樣也是不會改變的。

施政報告第二項新猷，便是董先生列出了11項議題，這是當議員會見他時所提出的一些話題及問題。可惜的是，他雖然提出了問題，但施政報告內卻不見有實質的回應。今次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主題是“共建和諧社會”。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日前接受報章訪問時指出，社會氣氛正日漸緩和，民間亦逐步形成“減少對抗、追求和諧”的共識。可是，我擔心這種觀察未必符合事實，相反，種種跡象顯示，階級矛盾的激化，是多年來未見的：一方面貧富懸殊加劇，貧窮的一羣產生反建制、反商界的情緒，早前的領匯事件，正正引證這股情緒的表面化；另一方面，中產及商界對於政府只提出扶貧而未有同時照顧他們，亦感覺到不滿，擔心政府搞福利主義，助長不勞而獲的風氣。

政府有責任向市民說清楚，扶貧並不是派錢。扶貧政策的目標，是製造一個公平環境，提供平台使貧窮人士能自力更生，例如資助貧窮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可擴闊他們的眼界與見識，長遠來說，可以減少跨代貧窮，避免他們將來成為社會的負累。談到公平問題，也要談談今天很多議員發言也提到的“官商勾結”。自由黨很落力地解釋，表示官商合作是沒有問題的。其實，官商勾結與官商合作的分別何在呢？正是在於前者勾結是不透明、不公平及不信任。為何會有這種現象呢？董先生要求別人舉報，這便正正反映他根本不明白問題所在。官商勾結並不單止是狹義的刑事罪行，而是指整個制度及態度，所謂mind-set。正如管治危機、施政水平，亦非純粹個人能力的問題，不能夠抽離整個政治制度來看這問題。

在再上一個星期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曾邀請公眾就政制問題發表意見，其中有一位來自“關心香港前途小組”的林先生說，立法會的功能界別選舉是製造特權階級，照顧及便利自己界別的利益為先。他認為這種情況正正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其實，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諷刺的是，政府經常說功能界別是均衡參與，似乎是說如果沒有功能界別，這些界別內的人便不能參與，也似乎是在28個界別以外的很多界別，便沒有均衡參與，這種說法簡直是強詞奪理。其實，相對於普羅市民，這28個界別內的商界、專業或其他的功能界別，他們的環境較一般的普羅市民好得多，卻反而獲得特別照顧，這正正引證了我們現行制度的不公平。

要挽回市民的信任，必須建立一個開放、公平的政治體制，最重要的是讓市民看得到將來。如果政府無能，施政不符合公眾利益，應可透過選舉將之撤換，而不是像現時那樣，眼白白看着不得人心的行政長官可以以高提名當選。其實，只有經普選產生的政府及立法會，才是向市民問責的最佳保證，亦可以杜絕小圈子選舉裏千絲萬縷的利益轇轕關係。

前一陣子，田北俊議員高調地批評曾蔭權司長隻手遮天，他建議第三屆行政長官要有政黨的支持。我在此說清楚，我不希望看到沒有普選的執政聯盟，因為我不願看到在幕後呼風喚雨的一位造王者，所謂king maker。沒有普選的執政聯盟，其實只是在隻手背後再多一隻手的意思而已。

主席，香港教育正進入關鍵時刻，即將推行的“三三四”學制改革及課程改革，對於教育發展影響深遠。老師培訓與教職員士氣、學生語文水平以至教改的成敗，都關乎本港能否提升競爭力，影響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今年的施政報告，在教育部分提出多項措施：為低收入兒童提供課後學習及支援服務，回應社會對貧富懸殊關注；推行專科專教，有助提高教學效果；至於增加大學二、三年級學額，亦能夠為副學士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機會。以上種種皆值得肯定，但市民更關注的，是未來教育發展的大藍圖。

教育應該從小做起，但政府一直忽略幼兒教育。根據業界提供資料，現時全港八千四百多名幼兒教師，當中有6 000位尚未取得訓練證書。最近教育學院被大削三分之一經費，首當其衝的正是幼師培訓。據教育學院透露，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原本要求在2006年取消該院幼師訓練證書全部學額，最後在他們據理力爭下，才得以保住其中200個。即使加上其他院校學額，估計幼師要輪候6至7年才能取得有關資格。政府歧視幼師培訓，可說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小學方面，施政報告提出讓12班或以上的公營小學增聘1名老師，改善教師與班級比例。這是一個進步。我始終認為，要落實“樂善勇敢”的教育目標，追求優質教育除了我提到的師資培訓外，關鍵依然是推行小班教學　―　我很高興剛才聽到劉教授發表同樣的意見　―　以及減低教師的授課節數。

董先生強調政府對推行小班態度是積極的，李國章局長最近提出新小班方案，建議讓受歡迎及錄取較多貧窮學生的小學優先推行小班，這一點我不反對。李國章局長同時提出，受歡迎與收生不足的學校合併，以便騰出地方推行小班，不過，我擔心合併可能會產生不少實際問題，就像李局長上次“逼婚”一樣。我亦想指出，收生少的學校，不一定表示學校辦得不好，有些家長便因害怕傳統名校壓力大，寧願讓子女入讀收生少的學校，以獲得更充分照顧。

我不反對“殺校”，但不同意將收生人數作為“殺校”的唯一指標，況且要達致優質教育，更不應純粹從市場角度考慮。再者“小班還小班，殺校還殺校”，小班既然好，政府既然說態度積極，便應以實際行動配合，而不是待“殺校”後才推行。

就 “三三四”學制改革，首輪諮詢最近雖已完結，但有許多問題依然未有共識，此外教統局完全忽視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我很高興李局長同意我上次在立法會的要求，會在年中作第二輪諮詢，推出一個更詳細的諮詢文件，包括特殊教育方面。對於李局長最近提出將通識教育科評分簡化為“合格”、“不合格”及“優良”3個等級，這一點我是同意的，我個人亦希望通識教育可盡快推行，但不能忽視很多家長及教育界人士的疑慮。基於通識教育始終是比較新鮮的事物，無論是培訓老師，以至制訂一套為各方接受的評核機制，皆需要很長時間，必須小心行事。

有關大學教育問題，不能不談的自然是削資爭議。近幾年，我們看到大學的班級越來越大、導修課名存實亡。有大學講師來到立法會告訴我們，教書像開演唱會。更值得留意的是，預留經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中央調撥的大學經費，將由2004-05年度的2.03億元，大幅增加至2007-08年度的4.96億元，增幅高達144.5%。許多大學學者皆批評有關撥款準則不清晰，事實上，教資會主席林李翹如去年亦說過，未來3年會先抽起給院校一成撥款，然後視乎院校表現是否“符合角色”才予發還。她甚至說：“扣多啲零用，個仔至聽父母話”。綜合種種情況，教資會似乎想加強對院校的控制，建立“聽話”文化。如果以這種思維和撥款模式加強對大學操控，勢將後患無窮。沒有穩定的來源，大學難以計劃長遠的課程發展，只能倚靠開展短期、浮動的項目為生，打擊教職員和學生的士氣。此外，當院校競投項目補助金時，往往只開辦有市場潛力的課程，務求得到最大回報，因而放棄具學術價值的學科；教資會審批申請時，亦可能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去撥款，直接影響項目質素。更甚者，院校自此要仰政府鼻息，嚴重扼殺大學的自主權。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語文教育問題。最近多份報章披露，中學教學語言諮詢文件將於下月出籠，當中更有大字標題說“英中大屠殺”，指政府將收緊英文中學的資格，要成為英中，必須最少有85%新生在準中一生編班試中取得“適合以英語授課”資格。我擔心小學的英語基礎不打好，中學未能收到所需學生，即使有更好的老師，更完善的配套，香港英語水平仍然是每下愈況。因此要做好英語教育，同樣要由小學開始。

事實上，近年到海外升學的本地學生越來越多，其中包括我的子女，我環顧身邊的朋友，他們絕大部分12歲以上的子女都在外國讀書。據英國文化協會統計，在英國留學的港生由1998-99年度的12 900人，逐步增加至2001-02年度的17 310人，至於到澳洲、美國與加拿大留學的港生亦呈增加趨勢：不少本地家長以實際行動，對本港教育制度投不信任票，情況值得當局注視及反思。

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是提高教學質素，以學生利益為先。對於資源運用，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有強烈反對意見亦不等於做show，我希望教統局能夠盡量公開資料和數據，讓公眾可參與討論政策優先次序，而不是由教統局一言堂，我更期望李國章局長能視整個教育界為他的夥伴，朝上述目標邁進，這將會是香港之福。

多謝主席。

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說2007及08年沒有普選，亦須明確交代香港何時才可以有普選？何時才可讓市民有真正的參與？只用一個“拖”字，便是香港的悲劇，也是我們的遺憾。謝謝主席。…

趙紫陽逝世，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否決議員在上周三大會上默哀的申請。當20多位民主派議員包括本人堅持肅立一分鐘，向趙紫陽作最後致敬時，主席立即宣布休會。其後30多名非民主派議員拒絕重返議事廳，最後因不夠法定人數而被迫流會，引起公眾廣泛討論。

有論者謂，民主派要默哀為何不在議會外？這是否非理性的做法？是否小孩子鬧情緒？是否演政治騷？主席既已否決申請，堅持默哀是否不尊重法治？我不想在此討論誰對誰錯，只想跟大家分享在一分鐘默哀之際，心裏說不完的話。

趙紫陽對中國經濟、對民主法治的貢獻，傳媒已作出不少報道，我不在此重複。我只想講一點：他從小已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深諳在黨的生存之道。然而 1989年，他貴為黨總書記，位高權重，在關鍵時刻他竟不理黨的反對，親自前往天安門廣場慰問正在絕食的學生。那眼泛淚光的一句「對不起，我們來晚 了！」，勝過千言萬語，令人永遠銘記。他反對武力鎮壓，選擇站在人民的一邊，因而斷送個人政治前途；與黨分裂，其後更被軟禁15年之久，從沒悔意。

趙的女兒說他死後自由了，其實從這幾天的新聞報道可見，中共還在操控遺體告別儀式的一切安排。我只能說，他的靈魂由始至終皆未被拘禁，但他的軀體，死後依然未得自由。趙紫陽為他的選擇付上了沉重的代價。

Rule by law, Rule of law

立法會的議事規則並沒有禁止默哀，不久前我們剛為南亞海嘯死難者默哀。但范太說趙紫陽對香港的貢獻比不上鄧小平，否決要求。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更說議員這 樣做是違反《基本法》，一切是共產黨的事。我面對一個難題：我可以遵從主席的裁決，依循陳佐洱先生的意思，拒絕在立法會內默哀；我也可以用最能體現趙紫陽 精神的方式向他致敬，在權力與人性之間作出抉擇。

這絕對不是小孩子的兒戲，非理性的衝動，也不是做騷。違反主席裁決，不是輕易做的事，要深思熟慮，權衡輕重，清楚知道事件的嚴重性，以及甘願接受其後果與 懲罰。這正是依法(rulebylaw)與法治(ruleoflaw)的重要分別。前者是被規則所奴役，忘記了做人的一些基本道理；後者是在非常罕有的情 况下，容許個人遵守一個更高層次的法規。這並不是說隨意遇到一些不喜歡的規則，便可恣意破壞，而是每個人在最後關頭所作出的良心抉擇。歷史上有不少令人尊 敬的人物，也包括不少律師，都因不同理由，拒絕遵守一些法例或裁決，寧願選擇接受法例下的後果。

這次沒有遵從主席的意思，即使她認為堅持默哀的議員行為嚴重不檢，也可根據議事規則，將違規議員驅逐出外，這是違反裁決的可能後果，其他30多名議員大可繼續會議，並不會導致流會。

生命的意義，往往在於選擇。我只想講出自己的想法，不冀望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更不希望將來會有同類事件發生。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先生逝世，雖然他離開政治舞台已十多年，仍然備受香港人敬重。他含淚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說「對不起，我們來晚了」，扣人心弦，代表當時中共領導層內少數認同民眾訴求的聲音，卻因而賠上自己的政治生涯。

趙紫陽未經任何審訊或定罪，就被行政手法軟禁達16年，至死才得到真正的自由；這是國家的悲劇。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嚴詞指趙紫陽的後事屬中共內部的事 情，香港立法會若要悼念，便是違反《基本法》；這是一國兩制的悲劇。立法會主席否決議員要求向趙紫陽作最後致敬，這是立法會的悲劇。

過去十多年來，要求平反六四的聲音從未間斷，而哀悼趙紫陽與平反六四訴求如出一轍，立法會每年均有平反六四的動議辯論，但在陳佐洱發炮後，主席沒有依循以 往做法諮詢其他黨派，便自行否決悼念的要求。她解釋立法會慣常只對三類人士進行悼念，包括在任立法會成員、在任或卸任的總督，及「對香港有重大貢獻的政治 家」，而趙紫陽並不屬於任何一類。

范太強調自己基於議事程序作出決定，絕無政治考慮；然而當被問及何以為南亞天災死難者默哀時，范太則表示情况特殊，需要用「另一個量度方法」。那麼范太的另一個量度方法是基於什麼準則？是因應公眾的訴求，還是純粹主席個人的判斷？趙紫

陽在位的時候，除了主持國內經濟開放改革，促使中國與國際接軌外，更在香港主權回歸的談判中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一位對香港以至中國進程有深遠影響的人默哀也被拒絕，怕只會令公眾有不近人情的壞印象。

民主派議員回應良心的呼喚，堅持為趙紫陽肅立默哀一分鐘，靜待四十多分鐘後，因其他議員拒絕回來而被迫流會，引起公眾反響。議員違反主席裁決，主席可依據議事規則處理，民主派議員亦甘願承受後果。其他議員既然以流會作為回應，自然也要承擔其後果。

誰對誰錯，公道自在人心。向前看，45條關注組四位立法會議員建議確立以下原則：

1.議會主要工作須透過會議進行，議員不應故意缺席，令立法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

2.主席是代表議員確保議會正常運作，除非問題已有明文規定或共識，否則應在處理前充分諮詢各黨派及獨立議員；

3.主席在處事方面應盡量確保民意得以表達，避免令公眾有立法會壓抑民意的印象；

4.議事規則對議員違反守則已有明文規定，主席遇到有議員違規時，應盡量於會上處理，不應隨便中止會議。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法律改革委員會早前發表兩份報告書，建議將侵犯私隱訂為民事侵權(civiltort)行為，任何人在缺乏理據下披露他人私生活或侵擾他人獨處，受 害人有權尋求民事補救。報告書又建議成立由新聞界及公眾人士組成的法定組織，制訂《報業私隱守則》，並負責處理關於報刊無理侵犯私隱的投訴。

本地報刊經常侵犯私隱是不爭的事實。報業評議會去年10月調查發現，55%受訪者認為報章侵犯私隱情况嚴重或非常嚴重；4個主要新聞工作者團體於99年進 行業內調查亦顯示，44%傳媒工作者認同傳媒不尊重個人私隱。基於本港3份最暢銷的報章未有加入報業評議會(3份報章佔讀者人數逾75%)，這個由傳媒自 己成立的自律機制，發揮作用有限。

報告書建議規管「無理宣揚他人私生活」與「無理侵擾他人獨處」兩類行為，建議一旦落實，報道名人感情生活，以至「狗仔隊」採取跟蹤或偷拍手法等等，有可能 侵犯他人私隱，要負上法律責任。然而正如法改會也承認，要精確地界定私隱權範圍並不容易，何謂「無理」、「有理」亦存在爭議。

以最近某雜誌報道前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林煥光的婚外情為例：有意見認為若公職人員的私生活不影響工作，傳媒便不應報道；亦有指作為公眾人物，公眾對高官的 道德操守有較高要求，有權知道有關情况。至於有關娛圈或社交圈名人的私隱秘聞，表面上這些人跟誰拍拖，跟誰有婚外情等等，與公眾並無關係，然而讀者最有興 趣、最「賣紙」的正是這類新聞；過往亦有不少藝人藉「煲水」新聞增加曝光，或宣傳新上畫的電影或電視劇。誰是誰非，恐怕不易說得準。

訂立廣泛的私隱法 踏出太大一步

法改會建議公眾利益可以作為抗辯理由，然而舉證責任在被告一方。正如前私隱專員鄧爾邦指出，建議中的侵權行為範圍談不上清晰，對傳媒構成「無時無刻的威 脅」；香港記者協會亦指出，建議可能構成「寒蟬效應」，新聞界為免負上法律責任，可能實行自我審查，減少採用偵查報道 (investigativereporting)手法，避免報道具有新聞價值的消息，最終影響市民知情權，以及傳媒監察政府的功能。

事實上，英國年前亦曾討論保障個人私隱問題，工黨政府強調制訂私隱法是「不必要及不可取」(unnecessaryandundesirable)，應集 中完善投訴傳媒機制。就香港情况而言，將侵犯私隱列為民事侵權行為，是對現行法律作出很大改變，筆者恐怕訂立一條廣泛的私隱法，是踏出太大的一步。

不過，這並不代表傳媒可完全免受監管。針對報刊侵犯私隱情况，筆者建議採取「先易後難」方式，先透過立法禁制一些普遍不獲認同侵犯私隱的行為，例如未經當 事人同意報道病人病情、刊登死者照片、披露性罪行受害者個人資料等，訂明懲處罰則，為受影響人士提供申索渠道。待社會就私隱權的範圍有明確共識，屆時再制 訂一條廣泛私隱法，將侵犯私隱訂為侵權行為。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政府經常強調，香港各大專院校皆擁有學術獨立自主權，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則在政府和院校之間扮演橋樑的角色，為各大學爭取撥款。然而上星期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大學削資方案時，我們聽到的卻是另一回事。

教育統籌局就未來3年大學撥款提出「0-0-5」削資方案，即05-07兩年不變，07/08第3年減5%，減幅看似輕微，但這只是就整體大學撥款而言， 個別院校的情况迥異。值得注意的是，有更多的撥款轉歸中央；預留中央的撥款和補助金的增幅，就高達144.5%，實在驚人！

可是，中央批核的準則並不清晰，學術界擔憂院校要「聽話、識做」才能獲得額外資源。事實上，教資會主席林李翹如去年便說過，未來三年給予各院校的撥款要先 抽起一成，然後視乎院校表現能否「符合角色」才會發還，以阻嚇院校發展偏離原有角色；因此院校承受的削資其實是10%。林太甚至形容，「扣多啲零用，個仔 至聽父母話」。這樣比喻應有自主權的大學，令人慨嘆！

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陸鴻基教授揭露，他多次與教資會商討教院面臨的困境，但教資會的回應永遠是「我們很理解你的處境，但愛莫能助，因為我們要執行教統局的指示」。可見教資會與教統局根本是同一鼻孔出氣，並不如我們所想般會為大學謀福祉。

以這種思維和撥款模式加強對大學操控，勢將後患無窮。沒有穩定的財政來源，大學難以計劃長遠的課程發展，只能倚靠開展短期、浮動的項目為生，打擊教職員和 學生的士氣。此外，當院校競投項目補助金時，往往只開辦有市場潛力的課程，務求得到最大回報，因而放棄具學術價值的學科；教資會審批申請時，亦可能以價低 者得的原則去撥款，直接影響項目質素。更甚者，院校自此要仰政府之鼻息，嚴重扼殺大學的自主權。

連同今年的削資額，香港教育學院在4年內要面對高達47%的減幅。雖然有部分是因應出生率下降，老師需求減少而削減學額，但更大部分被削的是在職培訓，特 別是幼稚園教師培訓學額，減至每年200個；現時有超過6,000名在職幼師尚待獲取訓練證書，即使連同其他機構提供的學額，他們也要待6至7年才能完成 培訓，比輪候公屋的時間還要長！上月初我在立法會提出小班教學動議辯論時，政府反駁指培訓師資比小班教學更有效益；轉過頭卻大削教院經費。這政府的做法， 往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對於行政長官董建華明天發表的施政報告，大部分市民都沒有太多幻想；然而為了下一代，我們仍然期望政府在教育方面作出更大承擔。港人並沒有忘記董先生那句「對教育投資絕不手軟」豪情壯語，更期望政府「講得出、做得到」。

談到教育，不能不提「三三四」學制改革。諮詢文件推出至今已兩個多月，公眾普遍認同改革方向。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承諾就改革細節進行第二輪諮詢；筆者希望 政府以開放及彈性態度處理改革：那些獲得廣泛支持的建議可先行；至於其他具爭議部分，例如何時將通識列作高中核心科目，何妨從長計議，待做好師資培訓，並 建立一套為各方接受的評核制度才推行。

令人遺憾的是，政府一方面說大學「三改四」，另一方面卻繼續削減對各間高等院校的撥款；當中香港教育學院獲得撥款，由04/05學年的6.32億，逐步削減至07/08學年的4.22億，減幅高達三分一。

政府解釋，減少對教院撥款是基於多項因素；包括因應公務員減薪減少對各院校撥款、受資助學額減少約14%、學生單位成本下調，以及實行早前議定，於 07/08學年減省不少於5%開支的節流方案。此外，教院剛取得「自我評審」資格，可以升格為大學，根據慣例，政府將撤銷予教院的創校基金。

基於適齡學童人口下降，對教師需求減少，削減教院學額原屬無可厚非。然而根據教院員方提供資料，被削學額中有六成屬於在職培訓。要教改成功，必須加強在職 培訓；教院作為專門培訓教師的高等院校，就此可扮演更積極角色，如今政府反其道而行，難免令人質疑其是否重視教師培訓。此外訓練教師跟教授一般學科不同， 除了大班講授，更着重採用小組或個別指導方式；削減學生單位成本，可能影響這方面的教學工作。

小班試驗 虛晃一招？

中小學教育方面，政府應該把握人口下降契機，盡快推行小班教學。立法會在去年12月通過以「分區分級」模式推行小班議案；由全港各區校長會進行調查亦顯示，絕大部分校長、教師與家長支持小班，社會共識非常清楚。

最近澳門與新加坡政府分別宣布推行小班，唯獨特區政府「依然故我」，強調小班成效有待驗證。但政府的試驗計劃僅在中、英、數三科推行，並不是教育界要求的 小班。更令人憂慮的是，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指小班是「昂貴的不歸路」，身兼小班試驗計劃督導委員會委員的中大教育心理學系主任侯傑泰，多番質疑小班 成效，又說推行小班是「財赤陰影下食燕窩」、「食天九翅」等等。種種言論，教人感到政府對小班早有既定立場，所謂試驗不過是虛晃一招。

事實上，爭取小班是着眼於學生利益，若政府有相同目標，大可平心靜氣，慢慢討論冀求共識，逐步推行；動輒以「保飯碗」、「玩政治」等標籤爭取小班者，將不同異見者置於自己對立面，並無助於理性討論。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