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元旦假期，在外國留學的女兒都回家過節，同聚天倫：吃飯、看戲、交換禮物、歡笑、滿足、意外驚喜，每天如是。

記者總喜歡問，一家人在假期中做甚麼？最開心的時光，其實都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例如一家人躺在地上看電視，說些傻呼呼的笑話；五個人排成一個圓圈，互相按摩肩膊，扮鬼臉，拋球或玩一些孩童的遊戲。

除夕夜怎樣慶祝？這確是一個頭痛的問題，出外吃飯又貴又吵，自助餐吃得太飽亦不健康。大女兒有個好主意：每人準備一些自己喜歡的食物，就算其他人不吃，自已也可以一手包辦吃清光。

當天下午，一家人在超級市場各自購買所需材料，回家後全部湧到廚房，七手八腳，不到兩小時就有一頓豐富的除夕晚餐。菜單由蒜蓉飽、烤餅、雜果沙律、法式煙肉麵包、磨姑醬天使麵、素菜薄餅、花生醬湯丸；飲品有香檳、甜酒、熱朱古力。鋪上紅祇布、點了洋燭、將所有金色、紅色的節日裝飾都放在祇上，充滿歡樂及節日氣氛。

甚麼最好吃？除了蒜蓉飽太辣外，其他的都一掃而光，這次實驗可說是超額完成，異常成功。

誰人做甚麼菜？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最簡單的一道是我做的。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女兒皆喜歡向高難度挑戰，有冒險精神，不成功也不怕「瘀」。我將友人送來的節日果籃裡面的生果砌在一起，發現原來紅天桃、提子、奇異果、香蕉、西瓜、梨子再加少許芒果，是絕妙的雜果沙律組合。

九歲的小女兒，不知是否喝了點香檳，情緒十分高漲，說起笑來特別起勁，弄得個個笑彎腰，不知這是否吃飽後最佳的腹部活動？…

第23條立法諮詢期剛於聖誕前夕結束，據官方統計，政府這次共收超過800份團體、7000多份個人、9萬份填寫表格形式提交的意見書，以及逾30萬市民簽名，反應之熱烈為近年罕見。反對及支持陣營分別號召6萬及4萬人上街遊行及集會，相信亦出乎政府意料之外，亦足證港人並非如部分高官所言，只是關心經濟議題。23條立法既已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整個立法程序自更應小心謹慎，以免再次招致藐視民意的指摘。

葉太：白紙與否行會決定

可惜的是，保安局署理常任秘書長湯顯明在諮詢期結束後仍只顧強調，「原則上反立法的佔少數」，並重申藍紙草案已能夠達到立法目的，反映政府無意推出白紙草案，以條文形式再作諮詢。無疑，全面否定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市民可能不多，然而湯秘書長的回應，忽略了有更多市民對於諮詢文件建議感到疑慮，擔心依此立法，會損害人權、自由與法治。

由各學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及社會輿論，一再顯示大部分港人期望政府推出白紙草案，不少參與反立法遊行及簽名的市民，其實亦有相同訴求。贊成政府以具體法律條文再諮詢公眾的，還包括銀行界立法會議員李國寶、港大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中大政治行政學系主任關信基、兩個律師公會、多個外國商會、駐港領事及支持立法大聯盟成員之一的香港總商會。這些人士或團體並非港府眼中的「搞事分子」，相反很多屬政府「友好」，連他們也有同樣意見，足證有關訴求溫和理性，對此行政長官董建華與主事官員又怎能置若罔聞？

事實上，要求白紙草案者不過想清晰了解具體法例條文，並確保整個立法程序能做到認真謹慎與吸納民意。正如李國寶在立法會動議辯論中強調，「23條立法影響深遠，司長(政務司長曾蔭權)的個人擔保，並未能代替一條清晰及實在的白紙草案。」可惜的是，政府一味推說藍紙與白紙並無分別，果真如此，則為何過去20多年來，政府先後推出20多條白紙草案，平均每年一次？像23條這樣爭議極大的立法，拒絕推出白紙草案、只容許3個月的公眾諮詢期、堅決要求在明年7月通過法例，又豈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為？

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表示，是否推出白紙草案將由行政會議決定，換言之每一位行會成員皆要對此負責。在問責制推行前，所有行政會議成員，包括政治中立的高級公務員皆有責任向特首直諫。如今司長與局長變成問責官員，是否便不用再敢言直諫？只求政治正確？高談集體負責？是否就可集體不負責？讓我們睜開眼睛，看看這些問責官員會否憑個人良知作出決定？抑或蔑視公眾簡單而又合理的訴求？

是行會成員問責的時候

中文大學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董先生民望再創新低，跌至47分。正如陳弘毅教授指出，政府不發表白紙草案，即使在立法會贏了(以現時立法會組合，政府要取得足夠票數通過立法根本不難)，也會失掉人心，進一步強化不重視民意的形象。身兼中央政策組社會凝聚力小組召集人的關信基教授亦強調，社會凝聚力需要長年累月才能建立，卻可毀於一旦，特區政府是否想見到香港落入分崩離析、人心渙散的境地？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新公布的英語基準試整體成績差強人意，寫作一卷及格率只有32%，小學英語教師及格率更僅得兩成，其他如聆聽與口語兩卷及格率亦不足五成。據政府統計，目前仍有四成即約6100多名英語教師未達語文能力要求，情况令人憂慮。

本港英語教師，特別是小學英語教師的語文能力欠理想，多少是歷史因素使然。過往任教小學毋須大學學位，大部分小學教師只持教育文憑或證書，基準試卻以大學英語水平作基準，小學老師感到吃力是很自然的。

這次考試成績最差的寫作卷，要求考生指出並解釋例句的文法錯誤，不少教師認為相當困難，即使今次考試的女狀元，在這部分亦無法取得滿分，她接受訪問時說「要解釋語法，係好專業水平」。據報道有些以英語為母語的考生也不能取得佳績。

月前筆者出席英駐港總領事的宴會，席間不少來自英國的賓客慨嘆英青少年的文法及詞彙知識倒退，不知是否與平時多打機、玩ICQ卻很少閱讀有關。近年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英語教學趨向更着重實際應用，有論者甚至認為，只要對方明白自己的意思，口語或文字溝通上出現文法錯誤也無傷大雅。

香港不乏教授英語人才

筆者始終認為，學好文法有助紮穩英語根基，是學習外語的不二法門，况且重視文法，避免語法錯誤，亦反映我們對語言的尊重。畢竟，良好師資是提高學生英語水平的基本條件，要求英語教師具備認可資歷與能力非常合理，若教師本身連解釋文法錯誤也不懂，又如何教學生？

然而同樣不能忽略的問題是，政府與學校是否給予教師足夠支援及空間，讓其提升英語水平。官員經常說，教師可以進修取代考試，然而教師是否有充裕時間進修？近年教師教學與行政工作愈加繁重，校方可否減輕其工作量？或提供進修假期？部分教師面對沉重精神壓力，有否措施協助他們減壓？

筆者擔憂6000多名英語老師尚未達標，未來數年可能出現英語老師短缺。官員指出，若中小學英語教師只集中教英語，毋須兼教其他科目，可減少約三分一英語教師，換言之，即使部分教師未能達標，問題也不大。然而若教師只教英語，其他科目自然需要更多老師，校方如何配合？空缺是否由未達標的老師填補？就此教統局是否有一套宏觀的政策或策略？

筆者認識很多已退休但仍在壯年的人士，滿肚密圈，期望貢獻社會，有趣的是，他們絕大部分都希望可教授英語。退休大法官楊鐵樑爵士在電台講授英語，以英語出色見稱的詹德隆也說最大的興趣是訓練英語老師。只要提供適當的培訓，香港不乏教授英語人才。但願政府能積極推動英語教與學，令香港不負國際城市的美名。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香港保險業聯會早前表示，由明年初開始只能為醫護行業提供有限度的僱員補償保險，賠償項目不包括沙士及相關的傳染病，令私營醫療機構一度面臨結業危機。在政府與業界斡旋下，除了私家醫院的處境尚未明朗，上述問題大致得到解決，私營醫療服務幸未受到太大影響。

在這次風波當中，保險業成為眾矢之的，被批評為只顧賺錢，不理社會責任。然而保險始終是一盤生意，若風險過高，可能導致虧損，保險公司拒絕承保亦 可以理解。更值得關注的是，保險業的承保態度(就 一般保險而言，並不包括人壽保險)趨向保守，對本地經濟與民生可能有巨大影響。

近幾年全球一般保險市場不景氣，2001年全球一般保險的資本基金減少約 900億美元。在香港，雖然保險公司已透過調高保費減低風險，以勞工保險為例，○二年保費總額較對上一年增50. 7 % ，然而仍錄得3 . 233億港元虧損，連同對上三年 (九九至○一年) ，本地勞工保險業務總虧損達38. 233億港元。

傳染病定義清晰保障意義大

一般保險業務業績欠理想，加上索償個案與賠償金額上升，導致保險公司收緊承保。在這次風波中，保險公司一度堅持將沙士或相關傳染病剔出保障範圍內，然而何謂「相關傳染病」定義模糊，若豁免範圍過分寬闊或不清晰，保障亦變得沒有意義。令人憂慮的是，隨着全球生態環境變化，更多如沙士等不知名的病毒陸續出現，保險公司日後仍可能擴大不受保障範圍，甚或完全拒絕醫護人員投保。

類似情况並非單在醫護界出現，根據保險業監理處今年初發出的文件，建造、工程及潛水等行業在購買勞保方面存在困難；的士及小巴行業亦曾投訴很難購買汽車保險與保費過高。

專業人士設有限公司爭議大

此外專業界別如會計及法律界亦要面對保費高昂的情况。根據律師會的統計，近年來涉及律師專業的索償個案愈見增多，九八至○○年間，有關數字較九七前平均增加約60% ，再加上○一年再保險機構澳洲 HIH集團倒閉，令專業彌償基金出現赤字。律師會多番要求律師額外供款，以維持基金運作，不少中小型律師行不勝負荷，有律師行更建議部分律師不要續牌，轉做師爺，以省回保費與牌費的開支，實際上他們仍從事律師的工作，這對行業發展自然不健康。

總言之，若保險公司繼續收緊承保，又或者透過增加保費減低風險，僱主及專業人士將面臨更沉重的負擔，甚至因無法購買勞保而倒閉，員工因此失業，這情况若延續下去，對整體經濟及民生影響很大。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效法加拿大、台灣或內地做法，設立由政府「包底」的中央僱員補償制度，或立例為工傷及其他賠償設限。就專業人士而言，有指應容許他們以類似「有限公司」形式運作，令法律賠償不涉及私人財產。上述建議皆頗具爭議性，然而問題已顯露出來，各界必須認真討論，早日尋求解決方案。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明報》早前轉載溫家寶總理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一篇演辭，實在不容錯過！

好的講者，必須針對聽眾，知道什麼信息、定調和語氣才能引起興趣。一般而言，向青年人演說較向朋輩演說難度更高，不能老氣橫秋般說教，也要越過代溝感應下一代，的確很考功夫。

溫總面對的是哈佛頂尖學子。作為超級大國的領導人，他要令學生產生欽佩之情而非望而生畏；背著中國在學運、工運、宗教和少數族群問題上的不光彩紀錄，也希望使學生感到親切而非抗拒，委實不易。

演說時，溫總一開始就提到他的母親，這是消除敵意的好方法。二次大戰期間，英國首相邱吉爾在美國國會發表了一次重要演說，旨在游說美國加入盟軍隊伍。他一開首也是談及自己美籍的母親，藉此拉近與美參議員的距離。溫總憶述童年日軍侵華時依偎在母親身邊的經歷，令學生對他感到同情並從而產生好感。

整篇演辭中，溫總沒有吹噓中國的成就，他深諳中國最吸引美國的是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他引述孔夫子、孫中山，更提到西方的伏爾泰及哈佛出身的哲學家愛默生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在人權問題上，他承認「存在弊端和消極現象，中國政府一直認真努力加以克服」。他舉出一個不容忽略的數字： 13 億人口，更闡釋所有問題也牽縈著這個數字：「多麼小的問題乘以 13 億，都可以變成很大的問題，多麼大的經濟總量除以 13 億都可以變為一個很小的數目。」溫總的信息是：在批評中國的同時，必須先了解她的過去及面對的困難。面向未來，他冀盼中美互相加深了解，呼籲美國青年把目光投向中國。

不少評論員都以「詩人」來形容溫家寶，特別是他引用余光中的詩句，帶出悲天憫人之情。不過，他可能更希望大家用「真」這形容詞。當被問及會否害怕與哈佛學生交鋒，他再次引述母親的說話：「她說人要做到真實、真情、真摯、真切，如果做到這四個真，人的境界就不一樣了，我不一定能回答得很好，但我敢說實話！」誠信是從政者不可或缺的素質，但很少政治家會以「真」作為首要的品德。老實說，我經常懷疑太「真」的人是否適合從政。倘若溫總是本著母親教導的四字「真」言登上領導人之位，那很多人對共產黨的看法也要改觀了。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不少人名義上支持07年普選特首，但在程序上拚命「鑽空子」，務求透過提名委員會制度制止某類人士參選。然而港人並不蠢，能夠分辨「真」「假」普選。若在選舉制度上重重設限，為了迎合中央欽點而摒棄真正有才幹及具認受性的候選人，只會將香港再次推向沒完沒了的內耗。

四位北京法律專家發表對香港政制檢討的意見，指政改非全是本港內部事務，不能單由港人決定，人民大學教授許崇德更不諱言，是否需要更改特首與立會選舉辦法由中央判斷，若由港人自行決定便等同「港獨」。

「四大護法」言論引起議論紛紛：有人認為中央是要壓抑香港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亦有指北京要取回政改的主導權，更有人藉此推論中央不同意07及08年普選特首及立法會。

筆者認為，將港人要求普選等同「港獨」未免扯得太遠。香港與台灣不同，大部分港人皆認同祖國，提倡「港獨」沒有市場，香港亦沒有客觀環境可實行「港獨」。

事實證明 現政制行不通

不過港人對於「四大護法」言論亦毋須過分敏感，他們大致上只是重申政改要符合《基本法》，而《基本法》附件一亦訂明可以修改特首產生辦法。《基本法》第45條關注組早前提出的普選特首方案(註)，亦是在《基本法》框架之內。人大常委會對政改有最後決定權，這在《基本法》寫得十分清楚，港人絕對沒有如「四大護法」所言存有誤解。

普選特首方面，最關鍵是《基本法》第45條所指，政改步伐要根據香港「實際情况」。以目前香港的情况：特首與政府民望不振，加上政府在立會沒有票，施政舉步維艱，連一些對的措施，如經紀最低佣金制與邊境建設稅等亦難順利推展。「行政主導」政府慘變跛腳鴨，即使中央力挺，不斷提供優惠，亦無助扭轉弱勢。

事實證明現有的政制行不通，否則又為何有50萬市民上街？為何地區實力雄厚的民建聯會在區選遇滑鐵盧？推行普選突破當前政制困局，幾已成為社會共識，如今連民建聯與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也聲稱支持普選特首(雖然在候選人提名門檻高低仍存分歧)，足見普選確實符合香港實際情况。

至於許崇德指是否啟動政改由中央判斷，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庭日前在報章撰文，指許的說法違反法律的解釋原則，並非《基本法》立法原意。此外有關說法亦與許教授之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指「政治體制涉及香港各階層的利益與民主參與」不相符。事實上政府亦已表示會在明年展開政制檢討，以行動反駁許的說法。

若在選舉設限 將港推向內耗

不少人名義上支持07年普選特首，但在程序上拚命「鑽空子」，務求透過提名委員會制度制止某類人士參選。然而港人並不蠢，能夠分辨「真」「假」普選。若在選舉制度上重重設限，為了迎合中央欽點而摒棄真正有才幹及具認受性的候選人，只會將香港再次推向沒完沒了的內耗。

筆者認為，目前政改最大的關卡不在中央，而是能否踏出實行政改的第一步，即取得三分二立法會議員同意通過普選方案，所以明年立法會選舉結果非常關鍵。此外支持普選的市民亦要積極參與政改討論，形成一股強大民意，從「七一」一役可看到，若民心所向，連工商界也難逆民意，必須支持市民的選擇。【註：詳情可瀏覽筆者網頁www.audreyeu.org，載有《基本法》45條關注組第1號意見書。】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立法會日前討論「支持中產」動議，議員分別要求政府為中產階級制訂一套長遠政策、提供稅務優惠及協助負資產業主等。

今時今日，中產階級面對工資下調，樓價萎縮，再加上企業精簡架構步伐未見停止，工作朝不保夕，生活壓力沉重。「七、一」遊行數以十萬中產人士上街，反映他們對政府非常不滿；連國家主席胡錦濤亦呼籲本港商界要加強與中產團結，難怪各政黨紛紛倡議「維護中產利益」。

然而議員的提案有點搔不著癢處，中產最需要的並不是稅務或其他優惠。香港的中產階級一向自強不息，從來不需要政府扶助；即使政府在「七、一」遊行前減稅，恐怕亦不能消弭他們的怨氣，更不足以阻止他們上街。

中產階級最不滿的是政府管治水平低劣。回歸後香港在政治、經濟、人權與法治等皆呈現倒退，東方之珠光芒退色，中產對政府的管治與領導能力已失去信心。中產階級最重視公平、開放，然而行政長官董建華卻一直予人強烈的「偏聽」印象。 23 條立法一役，董先生誤信左派意見，在「七、一」遊行後仍企圖「硬闖」，務求匆匆通過國安草案，最終亦自食苦果。

中產階級期望政府有效管治，然而在董先生治下的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即使問責制推行後亦不見得有改善。問責高官一個個的引發危機，梁錦松與葉劉淑儀更黯然下台；公務員士氣低落與社會之間的芥蒂；「七、一」後維港巨星匯、王見秋風波，每一次都弄至民怨沸騰，中產看在眼裏只有搖頭嘆息，覺得這政府太不像話。

政府威信不振，連帶好的措施也難以推展。像推行證券經紀最低佣金制與最近香港仔漁市場爭拗，道理明明在政府一方，亦顯得舉步維艱。此外如具名披露董事薪酬與港交所審批上市功能轉交證監會等提議，旨在改善企業管治，亦因業界反對而作罷。

中產階級重視人權與法治，堅信維護這些價值可鞏固本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然而回歸以來，政府藉檢控與其他手段打壓示威人士；加上胡仙事件與人大釋法等重創法治，中產不滿不斷累積，終於藉 23 條立法爆發出來。

最近收到專業人士的電郵，說看不到香港有前景，決定移民。假如中產階級不再覺得香港是安身立命之所，可能演變成九七後另一股移民潮。要挽回中產的信心，政府必須更換腦袋，做到真正的包容、兼聽。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推行政制改革，盡快落實普選，畢竟只有完善的制度，才能真正予人信心。

原文刊於《明報》- 《法政隨筆》專欄…

主席，今天是政府兩年內第二次要求立法會通過有關公務員減薪的條例，這次的情況較去年好很多，因為今次的條例草案是透過諮詢，獲得公務員工會或團體支持的。但是，主席，我去年就同一類的條例草案發言時提出其他反對條例草案的理由，是依然存在的。

主席，我引述去年2002 年7 月10 日就有關《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發言的其中一部分：“根據實行了數十年行之已久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政府是在考慮對私營機構進行薪酬調查結果、香港經濟情況、政府財政情況、物價變動，以及公務員士氣等種種因素後，訂出薪酬調整幅度的。正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曾經解釋，現行機制下有很多個別考慮因素，可以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正面或負面影響，換句話說，公務員的薪酬是可加可減的，所以，他最初說，政府減薪並沒有偏離機制。”

我當時說：“既然跟隨機制，公務員的薪酬是可調高，亦可調低，即表示無須立法才能達到減薪的後果。不過，政府在游說議員過程當中，其說法卻經歷了很大的改變。為了要議員同意立法是唯一可行方法，王局長最後甚至提到，如果不透過立法減薪，日後公務員提出訴訟，政府便可能輸官司的。”

主席，當年，我已非常清晰地向王永平局長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王局長當時對我的反應表示可惜，因為政府的法律意見與我所提出的意見不同。但是，主席，2003 年6 月10 日夏正民法官的判詞，特別是其中的第58 段、59 段及72 段，均證實我的話是對的。換言之，行之有效的薪酬調整機制是容許政府減薪的，正如我當年所說，是無須透過立法來減薪。

主席，此外，我去年的演辭中提到另一理由，我又再引述：“我最大的保留就是，政府以‘一次過立法’實行減薪是非常短視的做法。事實上，立法本身是非常嚴肅的事情，理應用作處理長遠及重要的問題，例如禁制種族歧視或犯罪行為等，政府將立法視為‘一次過、用完即棄’的工具，是完全不尊重立法精神。如果明年政府遇到同一個問題，是否又以立法解決？這問題已問過很多次，是很多議員提出的，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一併解答這問題。”主席，王局長去年並沒有解答這問題，但我們今天會知道他的答案是甚麼。

我不同意政府把公務員的薪酬，透過每年的立法程序來處理，而並非跟隨既定機制的方法來決定。主席，這又帶出了我去年演辭的另一段：“歸根究柢，公務員薪酬的爭拗，是源於現行薪酬調整機制與時代脫節，薪酬趨勢結果跟不上市場實況，亦缺乏一套按表現調整薪酬的機制。因此，政府應該從改革現有機制入手”，主席，對於我們要到2005 年才有新的機制，我感到非常失望。如果政府去年不是把精力浪費在立法爭拗中，我們也許能早一些有新的機制。

所以，主席，基於以上各種原則性的理由，我反對恢復二讀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

主席：今天的議案並非關乎民主或民主的步伐，而是關於區議會組成的公正、公開和透明度。

香港是一個先進而成熟的社會。我們知道怎樣選出我們的地區代表，無須行政長官或其他人代勞。市民已表達了他們的意見。選舉結果最能代表權力平衡和社會的利益。任何明智的政府也不應試圖推翻這個結果。

身為專業人士，我為劉炳章議員的言論感到羞愧。他也是專業人士，卻認為委任制度的理據是專業人士的資源和人手有限，在選舉中勝出的機會不大。專業人士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社會地位，假如他或她仍然不能和不願意與其他非專業人士一樣，在公開的選舉中面對同等的風險，他缺乏專業精神，以及對公平競爭的尊重，可是這是所有專業都應尊崇的信念。

我的基本立場很簡單。應盡快廢除區議會的委任制度。在廢除區議會的委任制度前，我支持議案中所提出的妥協建議。

多謝。…

立法會難得一見令人拍案叫絕的演辭，要數上周三辯論平機會風波，銀行界李國寶議員怒斥政府偽善(abjecthypocrisy)，指政府一方面強調要改善企業管治，另一方面卻任由平機會管治水平惡化。

對於民政局長何志平出席「私人聚會」期間「神秘失縱」、鄔維庸聲稱突然「失憶」、李國寶形容為cloud-cuckoo-landrubbish(癡人如夢般的垃圾)。就針對前主席胡紅玉的「惡毒流言」被當作事實般廣泛流傳，李國寶批評政府官員態度「快閃」，完全不負責任。

李華明的原議案，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恢復平機會公信力，自然無人反對；至於鄭家富提出對何志平的遺憾動議，在民建聯及自由黨反對下被否決。然而市民眼睛是雪亮的，據中大最新民調，何局長評分急跌5.2分，只有44.7分。

何局長一味強調「政府不干預平機會的工作」，然而不干預並不等於見死不救。造成今次風波，何局長難辭其咎。首先，其責任是協助特首挑選平機會主席，據報道他接納鄔維庸推薦王見秋，整個委任過程缺乏透明度，亦無客觀準則可言，當被問及王見秋在平等機會方面有何經驗時，何局長無言以對。此外，政府打破慣例，容許王見秋繼續領取長俸，卻又未清楚交代箇中原因，引起公眾不滿。

六宗罪 政府有責任澄清

平機會作為依法成立的機構，政府除了委任主席、成員及撥款外，亦扮演監管者角色。在今次風波中，當王見秋與部分委員展開罵戰，個別委員不斷發出損害平機會公信力的言論，事態發展影響平機會正常運作。面對這情况，政府有責任從中協調，甚至辭掉不稱職或立心不良的委員，而不是一句「不干預」便完全卸責。

何局長表面上讚揚平機會的往績，但對於有關平機會與胡紅玉的「六宗罪」卻繼續保持緘默，突顯其偽善一面。事實上「六宗罪」指控如徇私、篤數等性質非常嚴重，若為毫無事實根據的抹黑，作為負責官員何局長有責任向公眾澄清。反過來說，若政府認為這些指控全部或部分屬實，何局長嘴裏說「平機會往績有目共睹」，是否騙人的偽善？

事實上，政府整頓平機會的用心早已路人皆見。去年夏天當胡的合約快將屆滿，政府拖至最後一刻才與她續約一年。此外傳媒不斷發放對平機會不利的消息，例如主席薪酬過高、架構臃腫、平機會降格等，弄至平機會內部人心惶惶。面對種種傳聞，何局長不但未加以澄清，更反過來叫胡紅玉堅強點，如此冷漠態度，怎算是支持平機會的工作？

歸根究柢，這次風波涉及政府是否真心支持平機會，抑或任由平機會淪為政治鬥爭工具。如今平機會委員已分為兩個陣營，敵我分明，市民並不相信他們可放低分歧，和衷合作，要挽回市民的信心，政府只有撤換全體委員，當然更要確保新主席與委員認同平等機會的理念，而不是政府整治平機會的「棋子」。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