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委會日前發表有關街市與超級市場競爭的報告，指兩間大型連鎖超市規模不斷壯大，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正威脅傳統街市的生存空間，消委會建議政府協助街市作革新經營，並制訂公平競爭法，以確保消費者利益。

消委會擔心傳統街市式微，影響消費者在貨品選擇、價錢及質素等各方面利益。站在自由經濟角度，市場上汰弱留強是自然不過的事，消費者捨棄傳統街市，改為光顧較清潔舒適的大型超市，亦純屬個人選擇，政府既無法亦不應干預。當然，部分由食環署及房署經營的街市衛生環境惡劣，為市民的健康着想，政府有責任改善。

逆市加價 與通縮背道而馳

然而以現時兩大超市的擴張程度及市場佔有率，的確令出現不公平競爭行為的風險增加，而這可能影響消費者以至其他市場參與者，例如貨品供應商等利益，對此政府不能不加以注視。

據消委會的報告，近年兩大超市貨品售價逆市上升，在2000年1月至2002年6月間，貨品價格上升了3.6%，今年上半年亦較去年同期上升1.5%(以正價計算)，與通縮及零售業不景的經濟趨勢背道而馳。

隨着舖租、人工以至運輸等開支均下調，再加上兩大超市規模龐大，在經營方面可享有規模經濟效益(economiesofscale)，此外有供應商亦表示不敢增加批發價，種種因素下兩大超市的經營成本應下降，然而貨品價格卻不跌反升，難免令人懷疑，兩者因缺乏競爭對手，有恃無恐拒絕減價，甚至可能出現聯手訂價等情况。

此外，有關大型超市涉及不公平競爭行為近年時有所聞，事實上消委會接獲不少投訴，例如有供應商指超市濫收上架費、廣告費或貨品陳列費，或限制它們向其他零售商供應貨品等。消委會亦曾發現有超市聲稱部分貨品「全港最平」，然而與事實不符。

在缺乏足夠佐證下，旁人難以斷定上述指控是否屬實。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香港並沒有一條全面公平競爭法，即使超市真的涉及反競爭或誤導消費者的行為，並沒有一個機構(包括消委會在內)有權調查及處分。至於由財政司長主持的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其作用不過是檢討與競爭有關的政策事宜，以及制定沒有約束力的政策綱領，對於涉及反競爭行為的企業，同樣無權制裁。

公平競爭法 不可怕

對於消費者來說，當市場上選擇買少見少，若大型超市經營未獲得適當規管，其權益自難獲得保障。有意見認為本港訂立公平競爭法，可能會嚇怕投資者，然而任何立法皆是「雙面刃」，從另一個角度看，市場環境更公平，有助吸納新投資者進入市場。事實上現時電訊與廣播等行業已有禁止反競爭行為的法例，亦未見窒礙行業的發展，只要企業本身並不涉及這些行為，公平競爭法根本並不可怕。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從「七一」遊行 經驗亦可看到，只有團 結爭取，才有希望改變政府 施政。民主派若互相傾軋， 最終只會不攻自破，導致「親者痛、仇者快」局面。

本港的民主派一向予人山頭林立的印象，即使經過「七一」50萬人大遊行，民主派的內部凝聚力亦未見加強，像最近「民主倒董力量」組織成立，便在民主派中間掀起爭論，甚至互相訴說不是。

身兼全國人大代表的時事評論員李鵬飛，日前在電台節目上與「倒董」聯盟成員之一的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展開激辯，他指「倒董」運動嚴重分化民主派，並認為應集中力量爭取全面普選立法會及行政長官。

民主派毋須作意氣之爭

雖然筆者一向不認同「倒董」，認為應從制度改革着眼，透過實行全面普選突破當前的政經困局，無可否認的是，「倒董」運動確有一定的公眾支持，在七一、七九及七一三等多次大型群眾遊行及集會中，不少市民高呼「董建華下台」口號。猶記得2000年立法會選舉，「長毛」梁國雄打着「反董」旗幟出戰新界東直選，令人意外的取得近6%選票，差點爆冷出線。

筆者相信「飛哥」並非刻意針對「倒董」人士，只是不忍看見民主派人士各自為政，才有這番肺腑之言。不過，民主派從來都是多元化的，從來沒有人可以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其他人身上，亦毋須互說不是，或作意氣之爭。

事實上除了「倒董」聯盟受到批評，亦有較激進的人士，經常揶揄相對保守的民主派人士「縮骨」、無勇氣、只懂撈取政治本錢等。民主雖然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見，然而民主進程發展緩慢，除了因為當政者取態保守，多少與民主派陣營不團結有關。像民間人權陣線最近便傳出內訌消息，據報道有聯盟成員不滿發言人蔡耀昌為自己日後參選爭取曝光，後者其後提出請辭。筆者不是民陣成員，不清楚爭拗的來龍去脈，然而在這類由不同團體組成的聯盟，有內部分歧及爭拗是很自然的事

不能合作的 各自表述

歸根究柢，民主派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期望香港有一個全面民主的政制，只是就如何達至目標或具體爭取手法可能有不同意見。既然如此，民主派何不求同存異，在可以合作的事情上聯合行動，不能合作的便各自表述，以壯大爭取力量。簡言之，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民主派應該尋求最大公因數(HCF)，而不是製造爭拗及糾紛。

從「七一」遊行經驗亦可看到，只有團結爭取，才有希望改變政府施政。民主派若互相傾軋，最終只會不攻自破，導致「親者痛、仇者快」局面。當然要在民主派之間強求共識，或合併為統一的政治聯盟，亦屬不切實際，民主派存在不同派系及聲音，亦反映包容及兼收並蓄的民主精神。

應尋求最大公因數 非製造爭拗

展望將來，筆者期望不同理念或界別人士能各自組織起來，就政制民主化及普選等問題作出討論，並提出可行方案，最重要是維持社會的討論氣氛，以及對特區政府的壓力，這樣實現民主自有希望。…

李 少光強調，就23條立法會仔細聆聽各方聲音。筆者期望李局長不單聆聽，還要尊重與吸納市民的意見。事實上，國安條例草案不為市民接受，並非純粹基於政府硬銷，草案內容有很多不必要的地方，賦予政府過大權力。李局長別以為做點公關騷便可消弭市民憂慮。

基本法23條關注組剛印製4萬份名為《踏上正途》的小冊子，以問答形式，就政府下一步應採取什麼方式推行23條立法表達意見(註)。

《基本法》第23條沒有提及「國家安全」這四字，只要求特區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行為，以及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在港進行活動，或與本港政治性組織建立聯繫，即所謂「七宗罪」。其實本港已有很多法例維護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關注組認為，為避免爭拗，政府立法應局限於23條範圍，不應作「多餘」立法。

除了「分裂國家」及「顛覆中央政府」，現行法例已禁制其餘各項23條訂明的行為，政府只須修訂《刑事罪行條例》，加入前述兩項罪行，已足以落實23條立法。當然條例裏一些過時字眼如「女皇陛下」或「反女皇罪行」等應廢除，政府亦應修訂有關叛逆及煽動罪過分嚴苛的條款。

可惜，政府的國安草案「應做的不做」，如「女皇陛下」等字眼仍然保留，卻同時修訂《官方機密條例》及《社團條例》，擴大損害性披露(國家機密)罪，以及增添額外的取締組織權力，對言論及結社自由構成威脅，更重要的是它們並不在23條範圍內，難免令人懷疑政府渾水摸魚，藉23條立法加強箝制言論。

不應作多餘立法

保障國家機密方面，回歸前立法局已通過《官方機密條例》，內容經中英兩國磋商並同意，足以禁止23條所指的竊取國家機密行為。有關禁制組織問題，臨立會97年修訂《社團條例》，禁止任何本地政治組織與外國或台灣政治組織聯繫，並賦予執法機關權力，只要警務處長認為有需要可毋須法庭手令搜查社團處所。很明顯這已達至甚至超越23條的要求，國安草案增設的禁制組織機制及擴大警權都是不必要的。

從以上分析可看到，以最低限度立法原則推行23條立法，範圍十分狹窄。要正確立法，政府不應囿於現有藍紙草案，別以為在現有草案作部分修訂，便可蒙混過關。政府亦須檢討《官方機密條例》及《社團條例》，放寬條例嚴苛部分，並同步訂立資訊自由法，在維護資訊自由及保障國家機密中取得平衡。為使立法過程更清晰流暢，檢討應分開處理，並確保有充分公眾諮詢。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上周四晚乘的士途經樂活道，乍見如長蛇般的人龍，等候足總當晚9時開始發售皇家馬德里球賽門票。司機笑說：「這是正宗香港人！」我想他指的，是港人那股唯恐落伍及執輸的拼勁。

一連兩支國際級勁旅到訪掀起全城足球熱潮，當中皇馬更因有「萬人迷」碧咸壓陣，吸引部分球迷提早5天，餐風宿露輪候購票。成功購票者無不展露滿足笑容，開心的說數天不眠不休絕對值得，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更指「球迷和平排隊多日去輪飛，是國際城市形象」。然而據傳媒報道，購票過程不斷出現打尖、插隊及黃牛黨橫行等情况，展現了香港這文明社會「不文明」的一面。

就球迷不滿購票安排，足總最初堅稱自己無錯，錯在市民過早排隊，令他們被迫在準備未充分下售票，錯在政府未能提早借出大球場，或安排人手為輪候者登記……然而足總主席康寶駒及總幹事林俊英接受傳媒提問時，分別曾提及約有2萬至2.4萬張門票公開發售，實際售票時卻只得1.6萬張。

足總事後解釋，另外數千張是預留給贊助商、公益金、訪港旅行團及西班牙商會等，既然如此，為何當初不說清楚？經過輿論強烈批評，林俊英才在上周六承認疏忽並道歉。

過往本港大型活動如演唱會及歌劇等門票，多經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再者要建立電話及網上訂票系統亦不會太難，可是足總偏偏選擇最原始、而又最容易引起混亂的方式售票，不禁令人想起年前樓市炒風熾熱時，發展商刻意採取排隊方式售樓，透過長長人龍營造聲勢。

即使足總估計錯誤，亦可在人龍漸長時向球迷派籌，一則減少球迷輪候時間，二來售票時亦更有秩序。足總主席解釋，派籌可能引發炒籌，然而足總只要派籌時登記球迷身分證號碼，之後只容許持相同身分證人士購票，便足以解決炒籌問題。

足總主席又提及僱用保安人員登記身分證涉及額外費用，與借用大球場一天需要20萬等。別忘記舉辦這場球賽是要為後「沙士」香港冲喜，要做到與民同樂，這點費用少不了。據時事評論員李鵬飛了解，自上周日球迷開始排隊，足總董事局從未召開會議討論購票安排，即使有董事局成員要求開會，亦因章程問題不得要領，林俊英在電台節目上亦承認這點，足總官僚及僵化的處事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警方這次維持秩序工作亦有商榷地方。據報道一名中學生在利物浦對港隊賽事結束後即在大球場外輪候，成功佔得頭位，然而數日間卻不斷有黃牛黨插隊、打尖，結果他由排第1變成排第62。警方雖然有驅趕部分打尖者，對於這些被形容為「兇神惡煞」的人士卻視若無睹，令人懷疑他們欺善怕惡。

不少球迷事後打電話到電台投訴，指按照自己原來輪候次序，無理由空手而回，可是足總依然堅持排隊是最公平方式，何志平局長居然稱之為「國際城市形象」，又怎能不令這批向隅球迷哭笑不得？

原文刊於《明報》- 《觀察入薇》專欄…

其實所謂「藍」、「白」之爭，關鍵在於諮詢範圍，及政府是否已有前設。政府認為已提出修訂草案，堅持新一輪諮詢只須藍紙草案，換句話說，政府依然認為現有「藍紙」沒有問題。過去欠缺的只是公關技巧，市民不滿只因被誤導，只要將「藍紙」重新包裝、推介，市民自會受落；然而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公布諮詢手法

要做到真誠全面的諮詢，就不應被現有藍紙草案規範，諮詢內容與手法，亦應預先公布。政府上次推出諮詢文件時，未有清楚交代諮詢目的及如何處理市民意見，結果很多市民及團體就具體立法內容提出意見，卻被簡化為原則上支持立法，或立場不清晰，民意被玩弄扭曲，市民自感憤怒。

事實上市民對廿三條立法的態度亦分多個層次。七一遊行前後的民意調查反映多數市民原則上反對立法，包括部份認為現在不是立法的適當時機，應待實現民主普選後才說。亦有人原則上同意立法，但對國安草案內容有保留。政府進行諮詢時應包括上述問題，不應假設必須於現階段立法。民間團體就國安草案內容提出的修訂建議，亦應一併列入諮詢文件內，讓公眾選擇。具體來說，政府可就廿三條「七宗罪」，逐一臚列政府方案及民間建議，讓市民比較箇中優劣。

事實上，即使包括政府在七月五日提出的三項修訂，國安草案仍存在很多問題。例如民間組織一直堅持廢除處理煽動刊物罪；在禁制組織問題上，政府雖然已刪除有關取締內地危害國家安全組織在本港從屬組織的條文，但草案仍然賦予保安局局長廣泛權力，可以毋須提出理據，取締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並制訂有關上訴程序。此外有關缺席及閉門聆訊建議亦獲得保留。

23條關注組認為政府應刪除以上條文。香港現有法例已足以維護公共秩序及國家安全，要履行廿三條下的憲制責任，政府只應作最低限度立法，以及修訂現有法例下一些過時的條文，只要政府不是趁機擴張權力，損害人權自由，問題理應不大。

別再扭曲民意

猶記得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推出藍紙草案後，拒絕出席民間舉行的研討會及論壇，只肯留在辦公室與團體作閉門討論，這種自絕於群眾的態度引起市民不滿。有葉太的前車可鑑，其繼任人應確保整個諮詢過程能深入群眾，諮詢過後亦要聘請獨立專家或機構，整理與分析市民意見，不要再扭曲民意。

保安局常任秘書長湯顯明早前透露，政府打算在九月中推出新的諮詢文件，但對如何諮詢他卻說不出所以然。筆者最擔心的是政府在諮詢文件出籠後，待一段時間便宣布諮詢完畢，再度強闖立法會，重蹈覆轍。但願政府真的吸取教訓，香港實在經不起多番折騰。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 《論壇》…